“晒晒”我这三十年

 


“晒晒”我这三十年


 


博文宜晒,人生也宜常晒,瞻前顾后,反思检点,以戒来日。下面的文字已在《语文教学通讯》200911期(B刊)登出,再“晒”一回,与更多人交心。


我从海滨走来,我从乡下走来。


农民种地,常在河滩沟边开荒种菜种麦,土地由贫变肥,收成也年年攀升。他们这种不避贫瘠、辛勤劳作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初登教坛的我。我所任教的是一所地处偏僻的海滨乡下普通中学。6年后,我的第一本小书《和中学生谈日记》(1988年)出版时,我在后记中开篇便写道:“我喜欢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一句名言:‘在任何一块土地上挖掘,你都会找到珍宝,不过你必须以农民的信心去挖掘。’”1991年第1期《江苏教育》“当代青年教师”专栏要介绍我,我应命写了《为了在贫瘠的土壤上夺取丰收》,表达了我默默耕耘、不断成长的志趣,也足见农人之心对我的熏陶之深。


 


 


语文之“大”


 


80年代初,中学语文界教学流派众多,异常活跃。我对张孝纯先生首倡的大语文观最感兴趣,他的“一体两翼”的思想深深地印在一个年青语文教师的心坎上。


我想在自己的课堂上实践大语文的观念。课文只是个例子,教者应当尽可能向课外拓展延伸,让课本变厚。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每一次上课,我乐此不疲地将课文所选的那本集子一次又一次地带给学生看,如鲁迅的杂文集,朱自清的散文集,曹禺的剧本,莎士比亚的剧本等。课后,这些集子多半被学生借了去,你传给我,我传给他,在班级流动着。教到鲁迅的某一篇杂文,我喜欢顺便介绍一下鲁迅的杂文风格。教到某一位现代作家的戏剧,我便顺带介绍现代戏剧名家。同样,教到某一位美国作家的小说,我也顺带介绍一下美国著名小说家。当然,光是知识的延伸还不够,还要抓住作品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与时代社会、与学生心理等相联系,进行有机的延伸。


拓展,光是课内还不够。同时我也开始了课外读写的大拓展。我在课上经常介绍我喜爱的名家美文,将散文家赵丽宏、谢大光等作家赠送给我的书借给学生看。每天必定要学生抄录一首古诗,上课时集体朗读或背诵。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百宝箱”,摘录阅读报纸、杂志、文学名著的好词好句、精彩片段甚至美文。写作方面我指导学生写日记,写随笔,并让每个学生都建立自己的阅读档案和写作档案,以便自我总结和反思。稍后,我又抓住另一个学生很感兴趣的活动小组——学校“三月文学社”,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邀请作家、编辑来校讲课,或带领社员外出参观、采风。学生通过广泛地阅读,不断的练笔,写出了一大批优秀习作。我们就将这些作品推荐到文学社社刊上发表,然后再推荐到报刊上发表。一枚文学之“石”激起千层浪,同学们学习语文、学习写作的热情空前高涨。习作频频发表,大赛连连获奖,成果喜人。这一时期,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尝试大语文教学实践的论文,如《日记研究之我见》(《青少年日记》19877期)《学生自建读写档案的尝试》(《少年文史报》1993422日)《文学社团建设之我见》(《中国校园文学》19935期)《课外练笔的特点及形式》(《语文教学通讯》19951期)《转移作文教学的着力点》(《写作月刊》19956期)等。为了提高中学生的文学素养,我和河南作家陈复军一起合著《和文学少年谈心》(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受到很多文学少年的喜爱。


 


余音之远


 


追求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当然没有人有异议。但这种“有效”,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是近期效应。可是我们对它的远期效应却考虑甚少。我当年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源于这样一本书——《专家作家谈语文学习》(语文出版社 1985年)。该书一共收录了44位名人的文章,其中有茅以升、苏步青、陈景润、张广厚等科学家的回忆录,大量的是著名作家深情怀念中小学时代语老师的文章。我是第一次在心灵深处被那几十位作家对语老师的崇敬之情所打动。这本书后来成了我对语文教学的热爱之源、力量之源,对从事这项职业未来的追求之源、向往之源。


语文教学的效应也许是慢的,但影响力却是深远的。比如我喜欢指导学生养成使用工具书的习惯,让他们在课上查字典、词典、成语词典等。这样的习惯一旦养成终身受益。再比如,我喜欢经常在上课之初要介绍我刚刚看过的报纸和杂志上的好文章,渐渐的,学生也乐于去阅读报刊。若干年后,好多学生都成了《读者》的老读者,说是都因为我当年的“诱惑”。又比如,我还乐于在课上告诉同学我最近有买了什么新书,久而久之,学生也感染上了。好多同学毕业后多年,还喜欢逛书店。学生来看我,也买点我爱收藏的书赠送给我。在写作方面,我有意识地作了一些事,如我总不厌其烦地将我发表的“豆腐块”贴在班上,让学生“挑刺”。时间长了,学生也爱上了写作,我则帮助他们修改润色,然后向学校文学社或报刊推荐。若干年后,我发现好多学生的写作能力比较强,也经常读到他们的作品。有的同学当上了单位的领导或企业的“老总”,他们说讲话稿总是自己亲自写。再比如,我指导学生写日记,不满足于在校期间坚持天天写,我更希望我们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令我高兴的是,我教过的学生走上社会之后,给我来信,首先要告诉我的是:他现在仍在写日记。见面以后总少不了日记话题,有的学生还将日记延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更让我喜出望外。


现在,又有一本新书《名家谈语文学习》(20071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给了我更深的启迪。书中70多位各界名人大多是古稀老人、耄耋老人,可他们一谈起少年时代学语文的往事,是那般如数家珍,满腔感恩之情真是喷薄而出。可以想见,只要我们肯在学生语文素养上下真功夫,熏陶渐染,润物无声,那么,语文教学的“余音”不是绕梁三日,而是“绕梁”十年,二十年,甚至响彻漫长的人生。


 


伯乐之眼


做一名语文老师,需要练就一双伯乐的慧眼,能发现学生的语文才华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生。我在写作教学中,非常注意学生写作方面的强项和弱项。这二者都需要我们细心呵护。


有些学生爱好文学,我就主动跟他们讨论文学创作的话题,借文学名著给他们阅读,帮助他们修改作文。有一个名叫吴红卫的学生,是我家的常客,经常来串门。这个原本基础非常一般的学生因为对文学的酷爱,不断的练笔、投稿,退稿积了一大堆,结果终于发表了好多篇习作,有几次还竟然登在《春笋报》(八十年代江苏的中学生作文报)头版头条。像他这样成长的文学少年还有多位。也许是我那时受了鲁迅、巴金、叶圣陶、郑振铎等作家关心文学青年的精神的影响(当时我发表了一组“作家与文学青年”的介绍文章),也许是那时我和学生都有共同的爱好,学生也很乐于和我交朋友,“忘年交”自然较多。我经常给他们讲作家成长的故事,有意将《作家的童年》等系列书借给他们阅读,让他们做做“文学梦”。有一名学生叫程林,在初中时就初露对诗歌的爱好,诗中也表现他的某种天赋。我就有针对性地指导他写日记和写诗。他非常勤奋,天天在日记中写诗,结果在中学期间就发表了数十篇作品,26岁时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第一本诗集《想象的果实》,如今成了上海市著名城市诗人。


另一些同学整体语文水平并不见佳,学习缺乏信心。我则努力发现他们写作的长处,毫不吝啬地鼓励他们。我倒是常常给这些学生“开小灶”,出作文题,写长篇评语。这下子他们写作的热情似火山爆发,原来从未获得作文高分的学生破例给高分,破例在班级全文朗读他们的习作,让他们情绪为之一振。他们在毕业的时候语文水平都进入上中游层次。除本班、本校之外,我还经常收到外省市文学少年的来信,借助《青少年日记》等报纸与他们交心,就写作问题答疑解惑,如发表《咫尺天涯皆知音》《播种莫急于收获》等系列文章。


做一名语文教研员,更不能没有伯乐之慧眼。在学校,我与学生可以零距离接触,当了教研员之后,我则利用到学校调研的机会,发现学生,“发现”教师。当我从报纸上看到本市学生发表的作文时,我会马上与学校领导、老师交流。当我在学校发现学生的优秀习作或日记本时,我会马上采访这位同学和他的语文老师,甚至亲自到他的家中采访。十多年来,我先后编出《绿色作文园地》近30期,学生优秀日记20余册,撰写序言30多篇。向报刊推荐文学新星20多人,上杂志封面10余人。我还倾力发现和培养教师,为他们的成长搭建平台。我主编《新课标写作教与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丛书先后邀请30多位语文老师参与,许多人从中得到了锻炼。我主持的“新教育实验”课题子课题“东台市师生共写日记”,吸引了100多位教师(包括7位其他学科的老师)参加,实验长达4年之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我的带动之下,我市语文教师教学研究异常活跃,有一大批教师已经成为在省内外享有知名度的教师。去年,我在《语文教学通讯》(初中版)第912期发表了《少年心事当拿云》《在“教什么”上寻求新突破》两篇文章,邀请了樊智涛、周春林、贾厚明、王小勇、黄亚东、顾明、张加龙等老师参加, 展示了他们的教学智慧和写作才华。曹丿镇中学初中语文教师陈同友早已出版了专著,2008年荣获省特级教师称号。


 


 


 


 


穿“井”之功


语文教学的园地太大太大,一名普通教师如同一个海边拾贝的孩子,研究的面不能铺得太广。要有所取舍,要有自己的聚焦点。


我在教学之初,热衷于“学者梦”。我在大学时对现代文学感兴趣,工作后选择了郑振铎先生作为研究对象,从我的处女作《五四时期的郑振铎》(198255日《福州晚报》)发表起,到1988年赴京参加全国首届郑振铎学术讨论会(文化部主办)止,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大大小小的文章,但这个课题终因身处乡下资料匮乏和与教学关系不够紧密等原因未能深入。虽然没能圆“梦”,但大大提高了我的科研能力。


我还做过文学评论的“梦”。由于课本多入选散文作品,我则偏爱散文的研读。与赵丽宏、谢大光、郭风、徐开垒等有过较多联系,经常发表关于他们的新书书评。虽然没能成为什么,但也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浓厚趣味。我对写作教学很感兴趣,先后发表过近百篇写作指导类文章,得到了不少编辑的首肯和读者的好评。《现代写作报》经常以我的文章(如《作文岂能“克隆”》《考场作文应允许“虚假”》《颇有争议的考场作文》)为“由头”展开专题讨论。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贯穿时间最长的是日记教学研究。我将她视为我的“自留地”或“一眼井”。我感到,一个年轻教师,需要对语文教学的各个侧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一旦胜任了教学,就要开始逐步收束研究的面,找准切入点,进行深度探索。也许这样才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个性和成果,并努力将这一课题盘活为自己的“绝活”。就正规的课题而言,我主持立项的省级课题(2001年省教育学会批准)是“开放式作文教学的研究”( 下辖4个子课题,许河镇中学、南沈灶镇中学的《发现式作文教学法研究》,曹丿镇中学的《日记作文相长关系的研究》,唐洋镇中学《文学社团辐射作用的研究》,东台市实验初中《科学教育服务作文教学的研究》。),而在此之前一直没有正式立项的课题则是“日记教学研究”。自1982年起,我就开始了于日记指导和日记资料的收集工作,让学生每学期提供一篇日记代表作和一篇《日记一得》。第一届高中学生毕业的那年暑期,我完成了5万字的书稿《和中学生谈日记》,1986年全稿在《青少年日记》上整整连载了一年。后来,每任教一届高三班,都带领学生一起写日记。我自己也无形之中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至今27年从未间断。我的日记研究从教学层面逐渐深入,到了1990年前后,进入到“日记学”的境界,开始撰写如《中外名人谈日记》《日记研究六十年概述》《建立中国日记学的初步构想》等(均发表于南京师大《文教资料》)多篇论文。此后,研究重点复又回旋到日记的指导方面。2004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日记著作《日记导写》(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我又主持了“师生共写日记”的课题(“新教育实验”子课题),着力于大面积日记普及工作,先后召开了6次大型日记教学研讨会,推荐发表日记和习作数以千百计,涌现出日记少年20多个,日记教学名师12个,日记名校10个。2005年我被评为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200611月,在北京第三届日记与日记文学论坛上我因此荣获“日记写作与学术研究杰出贡献奖”(全国共15人)。


它山之石


     青年教师如果要缩短“成长期”,渐快进入“成熟期”,一条捷径便是借助于“它山之石”减少在黑暗中摸索的功夫。


我在刚刚从教的那些岁月,一面苦练内功,加强阅读、钻研教材,揣摩教法。另一方面,也广开求师之路。比如,我通过多订报纸、杂志,多买书,了解教坛名家经验和教研动态,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我当时读得最投入的是两部书:一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一是叶老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由此获得了教师人格修炼和教学艺术的大武装;通过与名师于漪、钱梦龙、蔡澄清、吕志范等人的书信往还,得到了许多精神鼓励和教艺指点,确有茅塞顿开之感。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在教法上渐渐上了“轨道”之后,我开始尝试总结成功的做法,但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我自学了一些理论书籍,同时又将写成的文稿寄给专家指正。我先后得到华东师大谭维翰教授、北京师大张寿康教授、东北师大朱绍禹教授等大家的来信。他们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感染了我,循序渐进的科研方法启发了我。记得我有一篇长达5000字的文章写好之后,满怀希望地寄给了谭教授指点,并有意在文末加上一个括号:“此文得到谭维翰先生的审阅”),想以此提高一点“身价”,“忽悠”一下编辑。谭教授在回信中语重心长地对我的这点“小聪明”给以委婉的批评:“实至才能名归啊”。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文章的种种弊病。我当时真感到芒刺在背。后来冷静反思,才体会到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我的那篇文章最终虽未问世,但他的教诲却指引我写出了一系列较点分量的文章来。随着发表量的增加,约稿自然也多起来。我与一些编辑也成了“神交”之友。比如《青少年日记》杂志的老编辑杭世金先生与我通信五六十封,收益良多。上海《文汇报》笔会的原主编、散文家徐开垒先生是我非常幸运的遇上一个大编辑,他的“有信必复”的态度和长者的平易之风让我无比敬佩。我后来与老师、与学生的频繁交往也是在学着传递这些大家、前辈的美德。


    


教学之旅有尽时,教学探索无尽期。“麦田”的守望者会珍惜大好年华,跋涉、跋涉、再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