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语文(7).读书千卷方致远

   


书是有生命的。人寿百年,书比南山。书也期待有一个安逸的生存空间。


        从教之初,我的宿舍只有书桌一张(5人住的大宿舍,紧靠办公室),实为两张学桌拼接而成,另有书箱几只。每次取书上下翻转,十分不便。


1985年结婚时,嫁妆中出现书橱一张,如此“时尚”,我感激爱妻的高明主张,又替“书们”自豪。


19868月。当时正值我三十岁,爱人倡议陪我专程去一趟海安县新华书店购书,以示祝贺。我求之不得。后购得《中国通史》(第七册)《过海日记》(蒋子龙著)《阅读与欣赏》(丛书之一已有十余册)《快乐的小星》(儿童诗人田晓菲诗集)《徐霞客游记》等,共费资10元。


随着书的不断增多,有时只好临时找地方安个“家”。儿子在日记有载:“爸爸不管上哪去都要到当地书店去买书,家里有一书橱的书,有时连碗橱里都放着书。”(19941030)此处所记,系我在唐中有了单间宿舍和搬至东台之情形(住“码头上”,仅有平房一间一厨,那个“袖珍厨房”面积不足2平米,碗橱的底层确实是放过书的)。


1997年,由台城的“码头上”(公房,老县城核心区)迁至“教师新村”(县城北端),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商品房)。书们跟着沾光,除书橱之外,两个壁橱和两个吊柜都可以安置。它们居高“临”下(四楼),免于潮湿之灾。


2006年,三迁龙晶花园(台城南端,人民公园正对面),第一次有了独立的“书房”,新添书橱两张,常用的书首次“大团圆”,作为嫁妆的老书橱,退居地下车库发挥余热。


2014年,书斋命名一事浮出水面。考虑这些年对日记情有独钟,结缘三十余年,我的博客名为“日记爱我”,何不取名“日记斋”?但此名太直白,无诗意,想起李白的诗篇《静夜思》,灵感袭来,日记,其实不就是每一天的“静夜思”吗?于是以此为名,请日记文化学者、山东书法家自牧先生书写斋名,制一匾额,书房顿然增辉,读书其中,其乐融融。


我的藏书是从苏州读大学才开始的,虽经多次搬迁,有时还不得不“精兵简政”,忍痛割爱卖掉一些,但其分类格局基本没变,即文学、教学、百科和日记四大类,也算是私家的“四库全书”。下面结合藏书说说我的阅读概况。


一、文学类。古今中外的主要文学名著基本都有,这是从大学开始逐步完成的,但我更偏爱散文一族。外国散文有几十本,光是选本就有近十种不同的版本。国别的散文有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等。我喜爱读一些外国散文,是因为八九十年代高中课文中外国作品太少,我有意向学生介绍一些,以弥补这一不足,常常激发起学生阅读的兴趣。


古代散文我比较欣赏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明清小品。文言文的持续阅读,对我的高三教学帮助殊多。


现代散文家我爱鲁迅的作品,他的杂文集和散文集基本收齐,绝大部分购自苏州古旧书店。巴金的《随想录》我也早就配有一套。朱自清、叶圣陶、孙犁等的散文语言是我更乐于接受的一类。


当代散文“年选”有多本,自《八十年代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系列出版之后,坚持购藏多年。至于散文名家我有自己的选择,最喜爱的十位是:(排名不分先后)


贾平凹。他的散文作品颇丰,我收集了各家出版社的散文集十余册,有见必收、必读。他的散文语言古朴、典雅,且品类又多,耐人寻味。


赵丽宏。他的散文特别优美,取材新颖,构思别致。我曾得到他9本签名书,如《诗魂》扉页上题有“岁月的流水冲不走记忆的珍宝”的句子。也多次与他通信,写了几篇书评,如《青春留影——读<爱在人间>》(《书讯报》1987.8.10)《一盆色彩斑斓的鹅卵石——评赵丽宏散文集<维纳斯在海边>》(《书讯报》1986.7.7)。幸运的是,我们在淮安有过一面之缘。


谢大光。在1987年“全国首届丹顶鹤散文节”会议上,他专程从天津来东台,我们有过一次美好的相见。他的第一部散文集《落花》一出,即赠我一册,我发了《落花有情果满枝——简评谢大光和他的<落花>》(《书讯报》1985.11.25)的书评。我也多次去信请教散文写作问题。


梁衡。文笔之老辣,笔力之深刻文坛少见。他的大散文汪洋恣肆,气势磅礴。


林清玄。他的散文集很多,也买过好几种。他的散文饱含哲理,有独到之见。


周国平。其散文思考尤为深刻,言简意赅。他的警句式的微型散文别具一格。


季羡林。季公散文感情真挚,且有学者气,又平易近人。


李汉荣。乡土味十足,又富于想象,诗意盎然,令人神思飞扬。


王蒙。语言似瀑布,读之酣畅淋漓,痛快之极。


丁立梅。东台本土作家。其散文就地取材,将平凡生活写得有滋有味,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我爱读散文,首先是语言之美,从中获得文学的滋养。比如孙犁先生有一段话:


“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象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朝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                                                                    


我经常用这段话转赠给中学生。我在《和文学少年谈心》(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一书的开头就引用了这句话做了开场白。此外,散文理论的书也多所搜罗,如《笔谈散文》、佘树森编著的《散文创作研究》《现代作家谈散文》《现代散文序跋选》等。


其次是教学之用。语文课本中散文最多,精读和浏览一下名家名作,教学时旁征博引,有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语文教师的阅读是一举两得的。我将语老师的阅读比作哺乳妇的饮食,语老师心中装着的是全班的“孩子”,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几十人跟着受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老师的读书,不是私人行为,而是一种教学责任和使命。(博文《哺乳妇的饮食与语文教师的读书——读肖川之七》(2010-2-21)


我十分注重自身阅读与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有机结合。讲到某一课,我喜欢将课文节选或选文的原著带到教室,让他们开一开眼界,其实意在引发他们课外阅读。我经常在课上朗读名家的散文,有些美文几乎成了我向每届学生朗读的“保留节目”。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回,我饱含感情地朗读巴金的《怀念萧姗》,台下泣不成声,我也禁不住流下来眼泪,最终没能读完。我还常常在课上介绍我最近正在读的书,或买了什么新书,课后往往有学生借走,正中我下怀。


在文学的大花园里,还有一束鲜花我也爱欣赏,就是中学生文学或者称为青春文学。当老师的读了,就多了一份与学生交流的共同语言;做教研员时读了,更方便我为文学社社员做讲座,容易激发他们走进文学的兴趣。我曾对一批文学新星的作品做过系统研读,写了关于少年作家窦蔻成长历程的介绍,尤其是《张佳羽成长启示录》一文,其中有一段话被佳羽同学放在她的博客首页和她的书上:


“张佳羽的成长不同于早慧的田晓菲,不同于偏科的韩寒,不同于幼儿园、小学就起步的窦蔻、蒋方舟,不同于有良好家教的张濛濛。她是一个天资平平的少年,她的成功更艰难一些,更平常一些,没有什么传奇色彩,因而更带有普遍的意义。所以姑且将她的成长过程称为‘张佳羽现象’。张佳羽的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值得我们细细玩味和慢慢探究。”


、教学类。我的阅读史其实明显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做教师,后期当教研员。


前期的读书。这是我成长的积蓄期。在从教最初的五六年间,我读得比较尽兴的书有以下一些:


(一)教育理论方面(20种)。


外国部分:(3种)


《给教师的建议》(苏霍姆林斯基 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日本 大河内一男等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教学教育过程最优化——方法论原理》(苏 巴班斯基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中国部分:(17种)


《语文教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张志公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语文教学谈》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3


《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上下编、补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3


《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教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4


《语文教学在前进》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教师学》臧乐源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时间未详)


《教师的修养》于漪等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


《语文教学心理学》谭维翰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6


《教育统计学》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6


《语文教学能力论》曾祥芹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中学语文教学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语文教育学》重庆出版社 1987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 1987


(二)名师经验方面(6种)。


《语文教学散论》沈蘅仲著 1983


《语文教苑耕耘录》于漪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


《我和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红烛集》希望出版社 1986


《语文园地拾穗集》于漪著 海南人民出版社 1986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吕志范教学经验研究>》赵丽云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6


(三)治学方法方面(5种)。


《科学研究的艺术》贝弗里奇著 科学出版社 1983


《专家作家谈语文学习》语文出版社 1985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青年治学方法》梅松龄著 农业出版社 1987


《调查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才出版社 1987


选择阅读上述书籍,是我经过反复 “淘洗”出来的。我有收集新书目的习惯,当时积累的书目有二三百种之多。所以,我才愿意花功夫细读以上书籍,做的笔记有五大本。虽然这些书纸质早已泛黄,但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它为我初步搭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语文教学理论体系和教学研究方法体系。


先哲孔子晚年反复研读《易经》,以致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几次。我也有几部书封皮和封底被修补过几次,下面两部是我最爱读的书: 


《给教师的建议》——这是一本累读不厌的案头之书。第一次亲密接触时,我将每一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笔记,抄录了许多我喜爱的警句,多的一条达一页以上。它给我的教益可以说覆盖了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把我们的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人”“终生都在备这节课”“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 等语成了我的教学座右铭。这本书让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教学工作原来可以这么富有诗意,同时又是充满科研色彩的。我读得特别投入的是这三条:


1)《争取学生热爱你的学科》(22条)的开头写道:


哪个学校有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数学就会成为学生最喜爱、最感兴趣的学科,就会在许多学生身上发现杰出的数学才能。如果学校里新来一位有天才的生物教师,那末你等着瞧,两年之后就会出现成十个禀赋高强的少年生物学家,他们爱上了植物,在学校园地上入迷地进行试验和研究。


我就想成为那样的优秀数学教师和生物教师!这段话伴随了我整个教学生涯。


我当教师时一直教理科班,但仍然有许多学生爱好文学。后来我担任学校三月文学社社长,短短的几年间培养了一批文学少年,程林同学成为青年诗人。做语文教研员依然在默默地践行着。


2)《关于写教师日记的建议》(46条)苏霍姆林斯基建议“每一位教师都来写教育日记……那种连续记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教师日记,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教育日记的写作,已经记了30多年,完全实现了这位大教育家的愿望,我感觉收益太多,一言难尽!


3)《提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做一些科学研究》(95)苏霍姆林斯基说:


“研究工作对教师来说,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和高不可攀的东西……教师的劳动就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来说,……如果你(指校长)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我很庆幸在年青时就读到了这段给人以启迪的至理名言,让我在黑暗的摸索中豁然开朗。我的30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深深体验到了“乐趣”和“幸福”,因为我的教学和科研一直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关于苏霍姆林斯基,我有两个遗憾:一是至今未能读到他的日记,哪怕是选本;二是我没有专门写过一篇研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教学思想的论文。其实,我终生是他的 “粉丝”。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叶圣陶著。叶老是我初登教坛的引路人。我藏有《小记十篇》(百花文艺出版社 1979年)《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日记三抄》(花城出版社 1982年)《叶圣陶年谱》商金林著(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年)《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年)《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开明出版社 1989年)《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开明出版社1995年)《父亲长长的一生》叶至善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多部著作。我之喜爱叶圣陶的论著,是他的“谈话风”,非常平易近人,尽讲朴素的深刻道理。我对学生的阅读、写作、学法指导以至人格养成等完全是沿着叶老指引的方向去实践,而叶老所奉行的正是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精髓!我曾研读叶圣陶早年的教育日记写成《青年教师时期的叶圣陶》(《语文学习》19848期)。后来,《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主编李峰介绍我加入叶圣陶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并邀请我赴扬州参加成立大会(1989年)。


、百科类。历史的、哲学的、逻辑的、美学的、佛教的……我感兴趣的买下慢慢看。有一些本来可以不买,但因为年年教理科班,我对自然科学家也须有所了解,如《科学家故事100个》(叶永烈编著)就经常翻看。我的工具书都是最常用的,如《现代汉语词典》就有三个版本,可谓“三世同堂”。我有“古诗文鉴赏词典”一套9本(上海辞书出版社),非常管用。《辞海》(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印制)是我的学生姜永英赠送给我的,上面题有“春风化雨,暖我心田”八个字。这些书与文学书一道,成为我教学时的常用书。


四、日记类。读日记,无分古今中外,固然有益教学,更多为着研究,纯然一份兴趣。其收藏时间之久、数量之丰,尽显我的藏书个性,让我的“四库全书”别具一格。


读书多寡,并不重要。收益大小,定有讲究。


读书,成了我几十年的行走方式,乐此不疲。


 


 


 

回味语文(6)我把青春付唐中

出发点决定终点这话有点绝对,但细想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


1982年的初夏,对于我们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本科生来说,注定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时节。那时,百废待举,人才紧缺,用不着为找工作而发愁。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描画着蓝图。


命运之舟会把我带向何方?


我会留在江南吗?留在城市吗?会留在古城苏州吗?我虽来自苏北东台,是个地道的土著,也不是没有成为“江南人”的幻想。随着江苏师范学院(后易名为苏州大学)中文系分配方案的揭晓,我们苏北同学“一刀切”打回老家去,我自然应回盐城。


我会留在盐城吗?不久,可靠消息显示,我被分回东台。


我会留在东台县城吗?当时,各中学校本科生很少,谁不想招聘几个充实学校的师资队伍?唐洋中学的梅林校长是资深校长,他得知我的分配信息,以“程韶荣”曾是唐中的优秀毕业生为由提出“要人”请求,终获批准。就这样,我从古城苏州,一路滑行到了最基层(时村办高中已撤光)——海边农村乡镇。


唐洋镇学校齐全,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唐洋中学是当地最高学府。学校地处东台的东南角,它的东部紧邻茫茫的黄海,距台城约60公里,是乡下离县城最远的一所高中,交通很是不便。学校创建于1956年,是一所六年制完全中学。校园面积不大,校风很正。


唐洋中学无疑成了我教学之路的第一个驿站,我将把整个青春全部挥洒给母校!


91,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党的十二大就在这天隆重召开,这天又是我的生日,真是多喜临门。


我初来校园,遇上两件尴尬事:一是我驮着铺盖来到传达室,门卫老翁说到男生宿舍去,他不知我是新老师。我们的新宿舍原是一个大教室,共住5人:崔宏(语文)、丁国植(英语)和卢崇高(数学)都是新分配的,吴德松(数学)老师是刚从东台中学调回的。


二是我中午去食堂打饭,一位师傅反问我为什么不订饭(学生须在班级订饭,不可在教师食堂就餐)。他哪里知道我今后天天要来教师食堂吃饭呢。


第一节课开始了,我坐在高一(1)班教室的后面,前面上课的是我的中学语老师王丽云。我一边听她讲《荷塘月色》,一边快速记录着,偶尔也有同学朝我看看。下课,我就离开了。


次日,我准备正式上课,时而觉得满腹经纶,自信满满,时而觉得空空如也,诚惶诚恐。午睡失眠,夜里也难入梦乡。


3日。从教的序幕拉开了,在高一(1)班教朱自清的散文《绿》。上课铃停后,我准时跨进教室。开场白引用的是陶渊明的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我力求有普通话讲课,语气激昂中也有舒缓。课后,第一个和我打招呼的学生是储踏生,他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


7日,在高一(3)班也上了第一节课,感觉比之在(1)班要自然一些。陆忠银同学在习作中写道:


“上课铃响了,走进来一位衣着笔挺,戴着眼镜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这节课是语文课,怎么又换了他呢(因为前一节是老师上的)?我心里正在疑惑不解,却见他在黑板上写了‘程韶荣’三个字,然后表白道,从现在起学校决定由他来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课,然后又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来赠给我们,要我们在新的学校里学好各门功课,我有点怀疑他是一位摩登的青年,但又在心里否定了。这一节课,我们学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绿》,老师朗读课文的声音,把我从瞌睡中带回课堂,我起初还以为在听收音机里的散文欣赏的节目呢。我偷偷地去向同学们望去,发现每个人都听得入了神,什么时候下课的,我们谁也没有觉察,这是很严肃的第一节课。……”(《留在记忆深处的程老师》)


从此,我将要和这两个班同学(110多人)共度未来三年的美好时光。


从教之初,我在教学之余反复思考的问题是:我能胜任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吗?我有语文教师的气质吗?


学识反思古语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已经大学毕业,在唐洋中学语文组是唯一的本科生,但我自知,我的中小学时代的学习完全被“动乱年代”所耽误,所学知识极为有限,因此,也不敢自傲。


为了继续“补课”(指中小学欠下的课),我利用语文早读时间,背一点古诗词。不上早读,则在宿舍早读。


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中我需要的书不足,小街书店买不到合适的书,我只要有机会外出,就想方设法购书。比如我经常踏着自行车去李堡镇(约7公里)买书。有一次我去镇江开会,一下子就买了12本书,真是满载而归。购书的钱何来?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都是中夜灯下写稿的所得或节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水和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永在的温情》)


为了使教学和读书两不误,我选择有价值书精读,那时我细读的书有《鲁迅评传》(彭定安著)《学人谈治学》(浙江日报编辑部编)《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论语》《辩证逻辑》《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等。一般文章浏览。当时我自费订了《语文学习》《文学报》《书讯报》《新文学史料》等报刊,再加上学校阅览室的报刊数量较多,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


责任反思。刚刚登上讲台,除了稍纵即逝的新鲜感之外,很快我就被沉重的“压力”笼罩了。我教双班语文,每周12节课(每周日正常休息一天)。第一轮备课上课,每一篇课文都是新的,当然必须付出大量的精力。


我的星期日常常半天回家,半天回校批改作业或备课。也许是对教学的那份执着,我不仅失眠,而且咽喉老是发炎,难怪当时有些人遇到我总吓一跳:“你怎么突然瘦了?”他们哪知我为了备课,费尽了多少心思?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啊!那时,我信奉郭沫若的一句名言:“凡事必以全力赴之,以全生命寄托于一项事业,始能望其有成。”这里说的“全力”和“全生命”,我还远远没有达到。“望其有成”确是我当初的信念。


爱生反思。我与学生似乎也有某种情缘。高中毕业在家务农的日子,我曾有过不足两个月的代课经历。大约是在1977年前后,新河村学校(我的初中母校,后撤并)任教初一语老师请了产假,学校决定让我去代课。我当时压根儿就没有当“老师”的任何念头。当我代完课和同学们告别的时候,好多同学居然自发地买了纪念品赠送给我,据说有的同学背后还流了泪。这次“试水”的效果完全出人意料,我将那一次“客串”看作我教学生涯的“原点”。


另一段“情缘”是在苏州,198111-12月到市第二中学实习。我的指导老师黄洁,是从西北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在苏州工作的(长我20岁左右),教学特别严谨,我的每一个教案都要经她修改、审核方可执教。我非常幸运地碰上了这位“严师”。实习结束,我与初一(7)班的同学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毕业回乡的暑期,以至开学之后我还陆续收到来自这个班学生的信,姑且摘录几句:


“您在百忙中经常抽空给我们写信,想想自己一直未给您写信,总感很不好意思的。……您来看我们时,大家拍得手掌都红了。”                     (金逢庆)                             


“您来实习已经一年多了,但同学们一直很想念您,希望您能来苏州,和我们全班同学再见一面。”                                                    (陈键)                                              


现在,我面对的不再是初一学生,而是高一学生,他们认可我吗?第一学期部分同学在习作这么描写我:


“他那诚恳的诲人不倦的热忱,使人从那流畅的语言和透过他那眼镜的光芒就可以体会得出。”                                                   (高一1崔海峰)                                       


 “我们的语文老师,却没有老师的架子,工作起来就和他走路一样有劲,我和我们的每个同学都十分喜欢接近他。”                                  (高一1常昌凤)


 “他有很好的口才,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然而更令人敬佩的是,当他在引用到一篇新的课文或讲到某个事件时,能随口说出一句古诗或一段名人名言,并且指明朝代、姓名和身世来。”                            (高一3林小红)                    


能力反思。1982年,整个教育界还处于“回黄转绿”的特殊时期,教学秩序早已上了正轨,但教学理念的建构还在“路上”。那时,虽有1978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0年修订),也是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粗糙,笼统,缺乏操作性。可贵的是,它结束了中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的无纲可循的混乱局面。教材也在重新编写,尚未定型。教学手段纯粹是传统的。在教师的专业发展方面还没有“青蓝工程”之类的说法,教师职称是到1988年才有的,更不用说评比什么教学能手或学科带头人之类。在教法上,我的教学思路是实老师黄洁指导的,另外也向同轨的老教师请教,张金魁老师精益求精的备课态度、王进老师善于收集教学资源的方法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当时唐洋中学的语文组优秀教师较多,他们年虽长,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经常相互切磋。


在全国中学语文界,当时最推崇的是于漪老师和魏书生老师。我经常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文章,并尝试运用他们的教法。比如魏书生老师的日记教学改革非常红火,教学效果又非常明显。我的写作教学从一开始就模仿老师的做法,指导两个班学生同时写日记,每周轮流收一个班的学生日记批改。每到周六,我总会带着两个大书包收获学生的日记,回家批阅做记录,下一周评讲。当然,我自己也率先垂范,每天也写日记,学生逐步养成了习惯。这个探索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


专业素养反思。语文教师的听说读写能力样样都需过硬,方能示范。我的教学语言力求坚持用普通话,我的板书勉强算过得去。我的写作能力如何呢? 1982年,先后发表了《将军本色是诗人》《俑庐的主人》《作家爱乡土风味》《郑振铎提携巴金》等7篇。这些“豆腐块”,从草稿到定稿,都是一字一字慢慢写出来。见报之后,我将每一个好消息与学生分享。当然,我的初衷是告诉学生,写作并不难,你们可要向我看齐呀!


从教之初,我们的大学同学经常通信,互通近况,互相勉励。学兄石汝杰(长我10岁,时在复旦大学读研)的来信颇有意味:


“按你自己的爱好,并根据客观条件,如时间、图书资料和社会需要来搞,我想你一定能按自己的路走下去,并搞出成果来的。我建议你多关心外界的研究动态,以免撞车,并且抽点时间看看外语,至少不要丢掉,这是相当重要的。


你的工作很忙,又有志于研究,希望你注意劳逸结合,也要留心自己的个人问题,不要做书蠹虫。学者也应该有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私生活嘛!”(1983.3.15                


经过初期的教学体验,我是否愿意终身从教?那时也有好心人劝我“考研”,周边已有老师 “飞”出去了。我断然选择了坚守教学岗位,是基于我不想占用太多的精力复习考研而影响了教学,我志愿与中学生打交道,无怨无悔。我安心从教,安心在唐洋乡下(当时的校长就戏称我为“永久牌”)。


19889月,新学年开学,学校推选我代表教师发言,可以反映我当时的心境。


振兴中华 振兴东台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们是东台的儿女,建设祖国,建设家乡,我们负有光荣的义务。


教育,连着祖国的命脉;教育,连着东台的步伐。作为教育工作者,肩负着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担负着创造未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我们的身上,有无数家长的重托;我们的身上,有无数童心的希望。我们的工作光荣、辛苦,我们的工作平凡、伟大。


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人的命运决定于教育,青年一代是当代的贵宾,是未来的主人公。”我们整天和青年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永远年青。


谁说我们“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不错,我们是一支支燃烧着的红烛,互相辉映,共同谱写着大型组歌——教育进行曲。然而,我们也在成长、发展,我们有追求,渴望,我们有激情,欢乐。教育,培养了合格的人才,超越我们的人才,我们欣慰,我们自豪;教育,锤炼了我们,我们也在充实,积累,研究,创造。


最后,我愿全体唐中教师,甘做辛勤的浇花人,不辞劳苦,互相竞赛,互相勉励,充分施展我们的才华,贡献我们的青春,汗水和心血,实现我们的抱负。


让我们的学生永远记住唐中,记住我们的名字!


 


 

回味语文(5)大学,永远的馈赠

  高中,曾经是我的“梦中情人”,尽管走过一段弯路。而未来的大学,则是“天外来客”,是新时代赐予我的一个“馅饼”。


大学,真的笑吟吟地向我走来。


19781019母亲和哥哥们帮我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到江苏师范学院(苏州)“深造”四年,当时二十有二。


这一次求学之旅,52岁的父亲说定要送我前往。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外出差的时间多,在家的时间少。父亲跑过的省份总有十来个,我们只是听他说说而已,从没有跟他出行过。这次我们二人相伴远行,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带我外出,一定是他很开心。因为,在我们生产队有两位“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一位是毕业于南京大学的袁倚圣,另一位是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的崔世玉。我,就算是第三个大学生了。在我们程家,祖辈还没有上大学的先例,以往要上个高中都“难于上青天”。本来在家种田已经“没戏”的小儿子现在还有机会上大学,欣慰之情当然是溢于言表的。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家人和友邻,愉快地踏上了前往苏州“取经”的旅程,也可以说要作一次“南行记”。


路上,我们所带的行李并不多:一条大棉被,一个旅行包(带拉链的浅蓝色包),一个小木头箱(曾经的商品包装箱,放零散用物)。由于父亲见多识广,旅途经验十分丰富,我们顺利到达苏州,来到我所向往的大学。


我心仪的大学坐落在姑苏古城的东部“十梓街”尽头。走进大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北侧是一幢漂亮的小礼堂,南侧是一排悠长的报廊。按照新生报到指定的路线,我们沿着校园大道转弯向北,来到古色古香的文科大楼。这是一幢五层大楼,当时感觉好高大,是五十年代的建筑。在报到处,我们受到了77级同学的热情欢迎。第一个接待我们的老师是吴邦域(我们78级的同学就是他参加录取的)。他为人和气,让我们一下子消除了大学教授的恐惧感。认识的第二位老师是廖大谷,他是我们的首任班主任。和我们谈话时,他强调做人要谦虚、诚恳、朴质和勤奋,我深深地记在心里。


父亲又领着我来到学生宿舍。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宿舍(其实是教室,刚恢复高考,宿舍问题来不及解决),能容纳20人左右。清一色的双人床,我安排在上床,下床是阜宁人杜官恩。随着报到的同学越来越多,宿舍里逐渐热闹起来。看床上的被子大小,大致就能判定谁是苏南人谁是苏北人(我们盐城来的清一色都是大被子,“滨阜响”的被子比我们东台的还要大),再看那些陌生的面孔,很有意思。有的比我小,才十八九岁;多半比我大,最大的是“老三届”们,三十开外了,有些人有了老婆和孩子。我们二十个男子汉,仿佛是一个两代人的大家庭,真的是“济济一堂”,各人的行李也不便摆放,但没有人斤斤计较,大家来自苏南(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江阴等)苏北(盐城等)各个地方,能聚到一起读书是人生的一大缘分,高兴还来不及呢!


第二天,父亲将我完全安顿好,放心地回家了。从此,我将远离亲人在“天堂”度过四年时光。


初来乍到,对周围的一切自然感到陌生和新鲜,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苏北的农村学生。在此之前,我只去过东台,见识之小可想而知。我们首先熟悉新校园。


我们所在的文科楼是中文、政教和历史三系合一的综合楼,北部的标志性建筑是“方塔”。南面偏西是物理系和体育系,再往南是外语系、数学系和化学系,南部的标志性建筑是“钟楼”。数学楼和外语楼是西洋建筑,整个校园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璧的格局。学校有两个图书馆,大的在南端,是现代书籍,小的叫“红楼”,主要是古籍线装书。食堂在学校的中心区。各系的学生宿舍散落于教学楼其间。


开学的第一课是当代文学。我们甲、乙两个班100人一起到大教室上大课。一会儿,一位年长的男教师夹着一个小包微笑着走了进来,他就是浦伯良老师。他讲的第一篇文章是吴伯萧的散文《记一辆纺车》。我们边听边记,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他是无锡人,络腮胡子很重,眼睛细而亮,声音清远温柔,语言充满文采,富有魅力。此后,一个老师接着一个老师闪亮登场,让我们真的大开眼界,感受到大学教师的风采的确不凡。


钱仲联教授,是中文系的“系宝”,也是国内鲍照、韩愈、陆游研究第一流专家,明清诗文研究的泰斗。他曾给我们做过几次讲座。还有吴企明老师的唐诗研究,潘树广老师的古文献研究、芮和师老师的鲁迅研究、范伯群老师的茅盾和冰心研究、范培松老师的散文研究、李晋荃老师的语法研究、朱子南老师的写作教学等等无不令人仰慕,尤其是应启后老师的文艺理论课善于化抽象为形象,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


在校时间长了,渐渐地我们与老师走得近了,老师也欢迎我们到他们家中访学(他们当时没有独立的小办公室)。我和朱福平或顾克天、黄俊、丁亚平同学经常出入于郑学弢(郭沫若研究专家)、张永鑫(楚辞研究专家)、卜仲康、吴企明(唐诗研究专家)陆人豪(外国文学研究)、蔡希杰(逻辑学研究)等老师的家中,在闲谈中获得了许多治学的宝贵经验。他们还不吝借书给我们,让我们感受另一份温暖。在潘树广老师的家中,我们看到大量的卡片箱,令人惊叹不已,怪不得他后来成了著名的目录学家。他常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治学中的毛病,让我们受益匪浅。到老师家中串门,学到了许多课堂学不到的东西,每一次归来都有不虚此行之感。


我们当时的中文课程与现在没有大的变化,主干课程基本相同,只是选修课程的大不相同。教材与现在的迥然不同。那时刚刚恢复高考,各门课程基本上没有正规出版的教材,多半是油印的讲义,差不多每天都要发大量的讲义,即使有新出版的书也是江苏四所师院联合编写的教材。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文学理论课主讲人应启后老师,是“文革”前的老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八位撰稿人之一,唯独这部书是老教材。面对四年来所发的打量讲义,临毕业的时候,难煞了许多同学,真的全部带回家,是怎样一个重量?何况,我们还买了其它很多很多新书呢!


为了活跃学术研究的气氛,学校不断邀请文化名人来校讲课,这与中学时代邀请的老贫农、工人和复员军人的讲课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听过的作家讲座有何为、徐迟、刘绍棠、师陀、刘真、王西彦、林斤阑等,听过讲座的学者有“红学家”冯其庸、白居易研究专家顾肇仓、北大教授林焘、学者丁景唐等。有时,其它系科有合适的专题讲座,我们也赶去聆听。


学校的图书馆办得很管用,只要我们想要的书,一般都能如愿。图书馆的老师服务热情细致,如陆汉荣、徐福等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经常去借书,按照老师们开列的书目,从《诗经》到清人长篇小说,再到当代文学,从古希腊神话到莎士比亚再到当代欧美文学,沿波讨源,再顺流而下,真个是畅游书海!许多原本在高中或者初中甚或小学就该读的名著,现在是“一网打尽”,统统“补”上。这么从容地超越时空,与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师们逐一对话,实在是我人生难得的一次大“艳遇”!


在借书时时常发现:借书卡的记录上很多书竟没人借过或只借过一两次。我们感到很荣幸的是,在一本又一本书的书卡上留下了我们登记的墨迹。


阅览室成了我的“第二教室”。 阅览室在图书馆的二楼,高大宽敞,那里是我每天必去与书“约会”之地。吃过晚饭,好多人都是拎着饭盒,挎着书包,直奔阅览室,去迟了没有位置。我去阅览室借阅各种杂志,看各种报纸,边看边做卡片,时间久了,积累的卡片越来越多,我的大量札记也是在这“宝地”上一天天写成的。


我在这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回宿舍的路上,经过体育系的门口,锻炼一阵子,好不舒服。早上我喜欢到操场跑两圈,然后背诗词古文。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我的知识积累快速丰厚起来。到了大二下学期,也许是这两年拼命读书“恶补”的结果,不得不配了一副150度的眼镜,原来我的双眼都是1.5的视力。


那时候,学校的学风好得很!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去数学系找同乡卢崇高,从他们宿舍楼的一楼一直摸到四楼,绝大部分宿舍都是敞开的,同学们都在宿舍看书或做作业。当时有人戏称我们的星期日是当星期一来过的,谁也不想出去玩。


我们班同学之间相处非常融洽,这里已经模糊了地区、年龄和学识的落差。就以外语而言,我属于从基础班学起的对象(好的上提高班),学得好的已经进入“二外”。再比如写作,有的同学写的小说就能发表。当然,我们来自各方,各人也有各人的“绝活”,时间长了,大家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非常难得的是,我们要好的朋友经常互相提醒对方,比如南京人邬中建同学虽然年龄比我小,但很成熟,多次善意指出我的不足,是难得的诤友。


宿舍生活也着实让人难忘。我们好多人常常是两两“搭档”,一起吃饭,一起游玩,形影不离。学校的伙食我们已经很满意了,每天都有好吃的“大块肉”(学校的特色菜),这是过去在家中不可能有的,所以到校之后我的体重还增加了,身体竟然也增高了一点点。


当时我们的生活费每人每月发9.9元,部分经济条件差一些的同学还有4元人助金(我也享受),零用钱家中每月还给一点,我哥哥每月也寄钱给我,这样,我从没有缺过钱。那时也没有人搞勤工俭学,我也向爸爸和大哥学习,学会过“紧日子”,注意节约,时时提醒自己“为追求奢侈多花一分钱也是可耻的”。


有了一点小积蓄,总盘算着要买书看。周末,我们经常穿过石板小巷,来到观前街,到新华书店看新书,或者到人民路上的古旧书店“淘”书。在那里确实“淘”过不少书,如鲁迅的杂文集10余册(每本二角左右)就是从中慢慢收齐的。我们常常结伴上街,回到宿舍,其它同学马上都围拢来,分享买书的快感。就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买书热潮,整个宿舍形成了浓厚的书香气息。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谁个不是一箱一箱的书随行或托运回家?


我们的零花钱还有其他用途,如外出游玩。毕竟来苏州一趟不容易,总得玩一玩。那时门票不贵,我们利用假日去过虎丘、西园、留园、拙政园、寒山寺、沧浪亭、网师园等,也去了光福、东山、灵岩山和天平山,可玩的地方实在很多。有的同学家庭富庶些,会坐船去杭州一游。我那时真是羡慕他们,一直没有下得了这个“狠心”,挤出四元钱就可以去一趟了。去西湖的愿望是在工作之后的若干年才实现的。平日苏州的各种展览较多,如拙政园办的菊展就特别美。苏州评弹也是我们所喜爱的,到了浴室,就能欣赏到。如果有雅兴,去电影院或苏州书场,都是极好的放松场所。苏州,实在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得极”(吴方言)的古城。


为了长点见识,我利用寒暑假来回的机会,去无锡玩过,是同学刘超英陪我逛了蠡园、鼋头渚和锡惠公园。也去过南京,那里有当年一起复习的同学刘金田,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后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第一次去了明孝陵、中山陵、南京长江大桥、玄武湖等地。也去过上海,1981年第二次雨中去了西郊公园,是表兄王美桃作陪的。别的地方就没有什么涉足过。


在苏州求学,同乡之情弥足珍贵。在我们中文系78级同学中,来自东台的有五位:罗时进,他曾经插过队,一进校成了副班长,后来留校工作(后来成了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孙振东,台城人,写得一笔好字,读书颇多。程光虎,台城人,“老三届”初中生,后提前两年毕业回东台当了教师。邓中伦,南沈灶人,很聪慧,接受力强。我们几个操着浓重的东台口音的家乡人,经常在一起叙叙旧。


198111月,随着东台考来的同学逐渐增多,有同学提议来一次东台同学大团圆。很快,100余人相聚人民公园畅叙家乡情,一起合影留念,玩得很痛快。


在苏州生活,免不了要学学“吴侬软语”。在我们宿舍,盐城同学占1/3,盐城话容易懂一些,但苏南同学他们只要讲方言,我们就等于听外语,不知所云,常常只能“懵”出一两个词来。时间久了,我们还想上街尝试与苏州商场里的营业员对话。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想好一个话题,让一个人独立对话,其他人在一旁等着看笑话。我们本来方言就重,还想用吴方言进行日常会话谈何容易,不被笑掉大牙才怪。我们几个试了几回,每一次都是“惨不忍睹”,回来笑上好几天。后来,学说苏州话,成了我们的一大笑料。直到毕业,我们苏北同学,没有一人能学会,但笑话倒是留下一大“箩”。因为据说苏州话有7种声调,48个声韵母,学起来是很难的。有一次,我们年级开中秋晚会,让两位苏州同学表演苏州人吵架,让大家笑得前俯后仰,而苏北同学多半是看别人笑得好玩,也跟着笑笑而已。


大四上学期,我们照例要有一个实习活动,时间为1981111612月19。我和大丰人丁亚平(后读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工作)一起去市第二中学,同拜黄洁老师为师。实习是非常愉快的,不仅得到了老师的悉心指导,还受到了学生的拥戴,以至结束会开得超热烈,同学们自发地买了礼品赠送给我,且多次与我通信,或到学校来看我,让我感动不已。


最末一个学期,我发表了处女作《五四时期的郑振铎》(《福州晚报》198255),将5元稿酬买了《和教师的谈话》《教海拾贝》《我走过的路》(茅盾著)《苏州史话》(赠福州晚报)《花木丛中》(赠给郑振铎儿子郑尔康先生)《外国诗歌选》,还买了一些信封和邮票。


我的毕业论文,当初确立写关于郑振铎研究的题目,是受了郑学弢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后来直接指导我的是芮和师老师,他提供了一些资料,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对我日后的论文写作有很多启迪。就是这次论文写作,为我从教之后继续展开郑振铎研究奠定了基础。   


 


 


 

回味语文(4)两度赶考

1977年下半年,社会上风传要恢复高考,不再推荐上大学,人们议论纷纷。我在田间劳作,将信将疑。很快,我们得到了正式消息,真的要恢复高考了,这时距离正式考试已不到一个月。


生产队里好多人在报名,我还有点犹豫。队里具体负责的同志再一次征求我的意见,也就报了名。“政审“是要进行的,但已经不那么严格了,重在本人政治表现。我没敢报大学,只填报了中专。匆匆忙忙复习,又没什么资料,白天还要上工,晚上才能看看书,也没有任何复习班,完全凭一点“老本”,纯粹是一次“裸考”。


年底,全社700多人集中到唐洋公社参加中专预选考试,结果28人入闱,可去东台县城复试。


我们继续复习迎考。又隔了几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考生(各人的职业不尽相同,年龄相距较大,大家多半也不相识)坐了同一挂车前往县城赶考。很快又揭晓了:28名考生只有2人录取中专!


落榜痛苦吗?当时,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落选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心态非常平和,操起锄头继续劳动。


过了个把月,传说有些人并没有劳动,还在埋头复习,准备下一年再考。我当时对考试不抱太大幻想。我母亲看我白天照样劳动,只有晚上看会儿书,劝我停止上工,全力投入复习。318这天,爸爸出差回来,可能是他听说复习的人比较多,就找我谈话,说人家好多预选都没选中的人还在天天复习,你怎么不当回事呢?此时距离高考仅剩三个多月,哥哥和妹妹也都诚心动员我。就这样,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劳动了,一门心思复习迎考。


唐洋中学的复习班已经办了一段时间,每周日集中辅导一天。有一次,我到学校“大会堂” (临时辅导地点)一看,好家伙,济济一堂啊!来听课的年龄普遍偏大,“老三届”的较多,我属较小的。他们一般是有了工作的(做老师的不少)。我看到这群人,心生几分畏惧,我属于实力较弱的,书本已经丢了快三年了。填志愿的时间到了,我开始举棋不定,好多人见我复习时还行,都鼓动我报大学,家中也倾向于此,后来,我就报了大学(文科)。


在复习班,语文和数学是大课,只有政治、历史和地理是小班的。有一次,语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难忘的一课》,我写了一堂读报课,被季秀祥老师看中了,他在复习班上全文朗读。从此,很多考生对我熟悉起来。


在文科班,我和王进(他当时已是本校的数学老师,也是我表哥)、刘金田等,经常在一起复习。金田(后考取南京大学,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来还常常到我家去(他家在唐洋东南),我也常去他的家。


复习时最困难的是资料匮乏,有些人找到一套黄颜色纸的资料,我则没有。后来,大哥也想方设法借到了,就一页一页的抄,全部抄下来,厚厚两大本,再托人捎给我,真是雪中送炭!


有了资料,我复习的劲头足了,每天大清早,我就准时到潘堡河岸边,边走边读。文科要背诵的东西太多了,好多内容过去也没有学过,只好边理解边记忆。我徜徉在岸边,不断来回走动,活像个“行吟诗人”。对岸的农民只要到岸边开早工,就会与我隔河相望。时间久了,他们都知道我是在复习,有人戏称我为“书呆子”,后来也有人把“河东的书呆子”作为教育小孩子的范例。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在紧锣密鼓复习各学科的内容。考试的前一天,帮助我们复习地理的郝鲁怀老师专程来到我爸爸的宿舍(父亲供职唐洋供销社,我当时在那儿复习),又送来了一份他自己整理的资料,让我感动不已。


1978720,天气非常炎热,考场内没有降温条件,我也没有带水,着实燥热难熬。第一场考语文,题量倒不大,文言文里有一段翻译(当时还没有选择题),我一看傻眼了。原文如下: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上之,曰:非不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古之致治者,借才于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一世之人!


语段中不少词语似懂非懂,只好根据上下文意翻译了一通,浑身直冒汗。文言文是我的弱项,中小学接触的古诗文太少了,现在突然冒出这样难的题目当然一时招架不住。


再看作文题第二次傻眼了:根据《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长文写一篇缩写。缩写?字面意思是懂的,但这种体裁从未练过,也只好硬着头皮写。


数学学科也考得糟透了,有些题型从未见过,有些知识点压根儿没有学过,现在来考我们,真是勉为其难。比较满意的是政治、历史和地理,背的大量内容派上了用场。当年没有考英语。


这次高考,真是一次实力的大比拼。虽然平时我在同班还过得去,因为我的“背功”下得足,但一些活题目还是显出了高下。考完了试,我再一次痛感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学得太浅薄了,这又能怨谁呢?回到家,因为前面有一次落榜的先例,我也没有多少自信,就又照样投入了劳动。


1010那天傍晚,月亮早早地爬上了天空,我在田里拾着棉花,沉甸甸的围裙兜在胸前,腰着实有些酸。就在这时,队里传来好消息,说我考中了,我一时还真的难以置信,好事真的落到了我的头上了?


我回到家中,全家人都很兴奋,一看我的成绩倒还可以,总分370.5,其中语文73  政治90, 数学44, 历史80.5,地理83。当时本二分数线325分。如今初看各科的情况很可能会产生误解,其实政治这么高,都是我背出来的,临场发挥出来的,并非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有多高。语文虽然不算高,但要达到80分实在太难了。数学尽管不及格,但也不是一塌糊涂,我还算个中游,及格以上并不是太多。


拿到了高考录取通知单(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现易名为苏州大学),这意味着我的人生之路从此掀开了全新的篇章。


 


 


 

回味语文(3)高中再耽误

    19732月,我来到向往已久的唐洋中学读书,尽管迟来了一年,但我是以优异成绩考进来的,心中倍感喜悦:这下子我又可以畅游学海了。

到了学校我才知道,虽然校园比初中学校大多了,但在教学的好多方面与初中没大变化。高中是“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学校。当时依然在全面贯彻落实“五七指示”。指示的内容是: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
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学校是如何落实的呢?“学制要缩短”,当时中小学学制已改为: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我的高中实际读了两年半,是过渡时期的产物。

“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本来是对的,可是执行时过“左”了。那时上午一般三节课,第一节:“天天读”,每天读时政文章和毛主席语录等。二、三节是文化课。下午只一节课,早早放学回家,还可以做一个多小时农活,拿到二成工。晚上基本没作业。高中教材依然是薄薄的,有省的,也有市编的,偶尔也有校本讲义。

“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里的“学工、学农、学军”比初中更进一步,学校实行开门办学,组织学生到工厂参观或实习,到农村支农,农忙时帮助农民拾棉花、割麦子,一“拾”一“割”就是一周或半个月。搞“军训”是常事,经常拉练,培养保家卫国的意识。体育课有时请退伍转业军人来校上课。这还不够,学校将我们整个年级重新编班,分成各种专业班,如农机班、兽医班等,类似于现在的职业中学。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点落实得很“到位”。除了政治课要落实,学校经常开会,重点是围绕“批修整风”和“批林批孔” 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经常要写批判稿,写读后感。当时要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所以,同学们莫不积极投入政治运动,力争做“又红又专”的人。“又红又专”本来也不错,就是现在所说的品学兼优,但那时其实是“重红轻专”,谁的政治表现不太好,就被扣上“智育第一”的帽子。当时也评“三好生”(德、智、体),对智育的要求并不高。谁埋头学习,谁就会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因而,大家的兴奋点集中在政治活动中,文化学习退居“二线”,我们能学多少文化,就可想而知了。

高中期间,我中午在学校代伙,吃的是玉米饭,订一个青菜汤(3分钱)或冬瓜汤或咸菜汤,没有炒菜。汤里也没有什么油,因为油上计划。吃完饭,我经常到教师办公室看报纸(教室里没有图书角)。那里有一份《文汇报》,我最喜欢读“笔会”专栏文章,发现好的就全文抄录。我将家里给我的零花钱买了信纸,整篇整篇地抄,前后抄了好些本,我对散文的爱好是在这时培养起来的。我爱读书,但那时没有多少书可看,班级一学期只能集体借1-2次书,同学之间也很少互相借阅。

高中的写作,那时倡导写“红色日记”,或者就是写批修整风的批判稿,实际上与初中的思想回报是“换汤不换药”。这类日记随写随丢,没有什么价值。我对日记并未发生什么兴趣。但我遇到了几位好语文老师,如王丽云、王福祯两位老师的写作指导很得法,经常组织一些活动,适当讲一点方法,我们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批改也是认真的。那时我的作文是教别班的韩淑冠老师改的。她习惯用毛笔。每次打开作文本,我总会先看一看有没有画浪线的符号,然后读她写的评语。她常常不吝表扬,细心指导。

我对写作开始产生了兴趣。学校大门进来甬道两侧均是教室,正好有两面墙做黑板报,报头叫“唐中青年”或“唐中园地”。我和同年级的赵文山、夏鸣、缪培英、施展等同学一道轮流负责出刊。我们几个同学主要任务是组稿,有时也抄写。课余时间,我们几个经常碰头,交流各自“创作”的情况。赵文山和周念宇二位文学功底比我强,他们尝试写小说,我学写散文,投稿未中(那时中小学生极少有学生能发表文章的)。因为当时学生类报刊太少了,学校也没有文学社,写作苗子没有“练武之地”,写作潜能得不到发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小学十二年,我的学习态度一直是端正的,遗憾的是,国家也没有了教学大纲,学校的整个教学秩序被一折腾、再折腾。我们的大好学习时光被一耽误、再耽误!上了高中,学习能力最终并未得到科学、有序的训练,学习习惯未能得到良好的培养,语文功底并不扎实,即使好一点,也不过是“矮子里的将军”而已。

高中毕业的日子到了,我们的心态非常平和,前途是明朗的——回本村当农民。

那时没有考大学的说法,只有推荐上大学的惯例(1970年开始,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直接推荐上大学,后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宣传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拿到了毕业证,也就意味着我的学业就此打住。

回味语文(2)初中的折腾

1970年,我跨进了初中。学校的教学秩序开始上轨道,复课后终于不再“闹革命”了,
“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了学校,并参与管理。我们经常听老贫农忆苦思甜,或者听老退伍军人讲打仗的故事。我们还到生产队去“学农”,实地感受农民的艰辛和劳动方式。上了几年初中,我们所学的东西其实是很肤浅的,每天的课又少,余下大量的时间可以回生产队挣工分。

我的成绩整体上是优秀的(担任过学习班委)。成绩单与小学大不一样,且看初二(下)的一份成绩单:

政治90,语文95,数学95,工业基础95 ,农业基础95,革命歌曲 优,革命图画 优,史地90军体
良。品行等级 优,评为 三好学生。

这张成绩单的评语是来自工人、贫下中农、教师和学生的评议意见,足见当时工人和贫下中农在学校管理中是有地位的。

成绩单里没有外语成绩,整个初中就没有开这门课。物理、化学课也没有,由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所替代,足见当时课程被改得面目全非。音乐叫“革命歌曲”,美术叫“革命图画”,可见“革命”已经“革”到了每一个学科。

初中阶段是怎么学习的呢?学政治、学劳动是常事,表扬得多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是夏忙假中能一心帮集体做好事,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文化则偏少,入初中的第一学期居然将政治和语文合而为一,叫“政语”,音乐和美术合为“革命文艺”,现在感觉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这样。大家的心静不下来,各种干扰纷至沓来,难得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秩序,但比起小学后期停课闹革命的状况已经强多了。由于处在恢复阶段,贫下中农参与管理学校,学校校长放不开手脚,因此,许多内部管理的紊乱就不难理解了。被折腾的当然是学生,即使你真心想学,也走不出那个“怪圈”,逃不脱那个“魔杖”。

就在那种年代,我还是遇到了一些好老师。数学老师崔益和(后来做了校长)讲课清晰,辅导到位,唯恐有一个同学听不懂。语文老师顾年庆身材魁梧,写的毛笔字奔放遒劲。他引导我们读书时做摘录,抄优美词语、精彩语段,读书不再单纯追求故事情节了。他经常在我的作文本上加浪线,表示赞许。有一次,我在写作时从词语积累本中拈来一个新词,将“秋雨如注”写成“秋面如注”。他指出了错误,并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我从此摘录时更细心了。

初中毕业的时间快到了,同学们谁也没有紧张的情绪,因为读高中是凭家庭出身推荐的,用不着考试。

宣布升高中名单的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教室里静待老师来临。我那时心里特别慌,虽然我的成绩很好,不知道推荐会不会有我,一点数都没有。当老师读完最后一个名单,居然真的没有我,教室里整个儿热闹起来了。他们全很开心,我感到极大的委屈,马上背起书包,悄悄离开教室。

我没有资格上高中,意味着从此我将再也没有机会读书了,我要扛一辈子锄头了。

从此,我每天跟着妈妈和哥哥们一起生活、劳动。

我失学在家,但没有会谁剥夺我自学的权利。我自己找书读,到哪儿找书去?家中没有文学方面的藏书,所有的书是哥哥们用过的课本。买书,没钱;借书,别人也不多。后来,我偶然发现哥哥有一本旧的《汉语成语小词典》不用了,就经常揣在袋里带到田间,劳动到半途“歇晌”(休息约15分钟),妇女们坐在田埂上纳鞋底,我就坐在一边看词典,默默地背诵,一天背几条,我的成语积累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后来我又找来大哥(“老三届”)的一套高中语文书看,那是“文革”前的老课本。我就是从那几本书里才知道了李白、杜甫等名家的一些诗文的。

务农半年左右,我还是不甘心,总盼望能进学校读书。父亲隔三岔五去找小队和大队干部说情,试图到原学校复读。

那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漫长的等待。我痴心妄想有那么一天,一位领导会兴冲冲朝我走来,通知我去复读。每一次,当我远远地看见队长,或者校长时,我的心便会怦怦地跳,疑心他们是否来通知?但走近了又不是,让我大为失望。

又过了个把月,崔世准校长真的来了,他来到田里,微笑着告诉我,“明天你可以去新河学校读书。”当我得到这个正式通知时,激动、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从此,我作为一名插班生(其实是留级生)来到学校复读初三。因为我已经学过一遍,成绩在班上当然是不用说的了。

临毕业前,我们得到了一个可靠消息,从本届起上高中要参加“考试”了,凭成绩录取。这一下我感觉有望了。后来真的组织升学考试,各村的学生都集中到唐洋公社参考。考试结果出来了,在800多考生中我获得第二名,名正言顺可以上高中了。

初中,本来两年半就可以顺利读完(当时初中学制刚改为两年,两年半是过渡性的),我却磕磕绊绊读了将近三年,最终,总算圆了我一个“高中梦”!   

回味语文(1)“动乱”中的小学

敬告博友


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总以为人生无比漫长;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才感觉人生其实短暂。


无论名花、野花,它们各有自己的色彩,无论乔木、小草,都曾经受风雨的洗礼。


我是教苑一枝小花,虽不俏丽也乐于争春,虽不诱人也自存幽香。在教坛边上,回眸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一名大学中文系学生,从一名乡村中学语文教师成为市教研员,酸甜苦辣,交相涌来,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从今天起,《回味语文》将陆续发布,自述语文人生四十年的点滴往事,欢迎赐教。


求学时代


走进一位教者,当先了解他的教养。


                                                              ——题记


“动乱”中的小学


 


19577月中旬的那天正午,我诞生在江苏东台县唐洋公社镇河大队第二生产队(现改称为东台市唐洋镇朝福村一组)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距离黄海仅剩几十华里,上集镇只有一二里路,距县城六十公里。家乡地处偏僻,经济欠发达,但民风很淳朴。


我的父亲从商,常年在外采购。母亲种地,育有四男一女,本人排行老四。我的幼年没有进过托儿所、幼儿园。学龄前没有什么文化熏陶。有的,仅仅是学会数数。


196391,我跟着哥哥们到唐洋小学报名。该校是全镇最大、教学质量最优的小学。我家离本村村部远一些(地处大队的南端),距离小镇近一些,因此我们弟兄几个全都到这儿读书。


我到校报名遇上的第一位老师是马桂琪先生。他叫我识数,要求数到一百。我不慌不忙一口气数到五十几,马老师马上叫停,微笑着说过关了。那是我见到的第一副漂亮的微笑模样。第一次获得老师的肯定,心里美滋滋的。


报完名,我被一年级班主任储有海老师安排到一年级教室。储老师约摸有四十来岁,下巴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痣。我走到一个位子旁坐下。一会儿,老师捧来了一大叠新书,大家依次领了书。新书的味道香喷喷的,那香味一直保存在我的嗅觉中。若干年后,有时拿到一本新书,还会下意识地闻一闻,会闻出当初那一缕“书香”,引发美好的回忆。


开学之后,老师非常认真、严格地教我们,课本内容吸引人。课程丰富多彩,该活动就活动,该唱歌就唱歌,该打球就打球,一点不含糊。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们跟着老师幸福地、快乐地学习着。


1966年,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好端端的教学秩序一夜之间被彻底颠覆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会遭来什么“厄运”。


有一天,校中突然宣布停课,说是要“闹革命”,要“造反”。


什么是“闹革命”?什么是“造反”?我当时才10(四年级),根本不懂这些。学校派人到班级传达新的指令:学生要造老师的反,要贴老师的“大字报”(找老师的问题,不论是那个方面的问题)。


这道指令像旋风一般,整个校园一下子全“动”起来了。各个班级立即将桌子、凳子撤到一边,教室里拉起了一根根绳子,然后将大字报纷纷挂到绳子上。不管毛笔字写得如何,大家都得写。谁不写,谁就是落后分子。那时,听说中学生成了“红卫兵”,戴上红袖套,不断上街游行。我们小学生,自然成了“红小兵”,也发了红袖套。同学们整天就是写大字报,开批判会,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或出身不好的老师揪出来批斗。校领导和一些老师被挂上牌子,站在凳子上低头认罪,一站就是一小时或者更长。老师的威信、尊严扫地。


“文革”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第二年,学校管理完全处于瘫痪状态。19671011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学校才开始动员学生半天上课,半天“闹革命”。这么一折腾,就是一年多。复了课之后,学校又是组织大批判,又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反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老师们谁也不敢严格要求我们,下午很早放学,我们回家可以继续参加队里的劳动,拿一点公分。我们的书本来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现在,一会儿是省编的,一会儿是盐城市编的。内容大概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选文以突出政治为主,以社论和时评为主,基本上没有文言文和古诗。就这样,一直延续到我们小学毕业(1969年)。


小学的后三年基本上没有像模像样的上过课,还指望学到什么?学不到东西,大家也觉得很正常,没有谁会着急。


我们家对读书还是比较重视的。父亲虽然常年出差,但每学期的成绩单都要仔细看,发现问题会与我们谈心。母亲尽管不识字,但她特别支持我们学习。她常说:“养子不读书,就如一圈猪。”家里农活再多,她也从不干扰我们看书、做作业。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至今我还收藏着小学阶段的绝大部分成绩单。如一年级(下)学业操行成绩报告书:


语文讲读94,写字80,算术笔算95.体育85,唱歌85,图画60,手工90。健康状况:强。


操行评语:该生学习很认真,上课能专心听讲,能遵守学校纪律,但写字不够整洁,希在假期中要练习写字,以求进步。


再看三年级(下)成绩单,这时是19667月,“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老师在德育情况栏目写着:


通过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经常冒雨到校上课,对主席语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学习,发现鲁平同学有不懂的问题他能主动帮助,对集体的东西也很爱护,正确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队里参加劳动,不争工分。(工分,指农村生产队农民每天劳动的报酬。争工分,指过于计较工分的多少。)希今后多学习主席语录,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提高自己。


智育部分:语文良好,算术优秀。


评语是:“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认真作业,有独创精神,所学知识能牢固掌握。


希今后能耐心地帮助别人学习。”


体育情况评语:体质健康无疾病,能参加体育活动,经常锻炼不够,生水不喝,危险的地方不去,个人卫生工作好。


希今后参加大扫除,养成关心公共卫生的好习惯。


视力左右眼均为1.5,,身高113厘米,体重21公斤


从现存的几张成绩单来看,我当时思想品德是好的,为人诚实,乐于助人。学习成绩优异,起初字不太好,后来有了明显变化。上课踊跃发言,思想活跃,有独创精神。老师提醒要加强体育锻炼和文娱方面的锻炼。体育一直是我的弱项。我的阅读面不广,主要是那时没有条件看书,“文革”开始后阅读风气受到破坏,可以看的有品味的书实在太少。这种对阅读趣味的伤害,是对一代人成长的最大伤害。


我的写作能力提高不快,刚刚才训练了一年多,稍稍上了点路子,马上就被“运动”冲击了,写得多的是连篇累牍的思想回报,是斗私批修的表面文章,是不得不完成的读后感之类。这完全违背了写作训练的正道,写作能力怎么可能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呢?个人的成长与当时的学校教育和时代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我的进步缓慢,不能不烙上时代的印记。


我的小学后期真是不堪回首!但音乐老师王华美教我们唱《毕业歌》的情景印象特别深刻。那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慷慨激昂,王老师的音色又悦耳动听,每一遍只要唱到“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同学们便浑身热血沸腾,声音特别洪亮。


在唐洋小学,我上到六年级,才读了几天,突然来了通知:凡是外大队的学生一律回本大队就读。我是新河大队的,只好回本大队上学了。最后在新河小学取得了毕业证。


 


 

分享快乐 激发兴趣

——谈谈我对学生的深远影响

 一名教师不管他投身教育的时间是漫长还是短暂,总会对学生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或深或浅的影响,或远或近的影响。我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不仅从学生的眼前利益出发培养各种能力,而且比较自觉地在追求对学生的深远影响,现在想来,这样的探索和努力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值得反思的。

我以为,给学生传授知识固然重要,但是,从一个人终身发展的角度而言,在学生时代,培养他们的高尚情趣,无疑更为重要。此等认识,在学生往往看不分明,即使是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也往往看不真切。可是,当我们年老时才深切地感到它非同寻常的意义的时候,已经晚矣。因此,我们还是要有超前意识,及早发现它的价值,那么,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就会减少盲目性,更多地考虑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好基,在语文素质的培养上花力气,而不是相反,只顾眼前的“急功”和“近利”。

由于学科的不同特点,它对学生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哪个学校里有一位优秀的数学老师,数学就会成为学生最喜爱、最感兴趣的学科,就会在许多学生身上发现杰出的数学才能。如果学校里新来一位有天才的生物老师,那么你等着瞧,两年以后就会出现成十个禀赋高强的生物学家,他们爱上了植物,在学校园地上入迷地进行试验和研究。”的确是这样,优秀老师对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的每一科老师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真的让学生热爱上你的学科,那将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事情啊!各门学科的老师好像“汇合成了一种各自都在争取学生的思想和心灵的善意的竞赛”( 苏霍姆林斯基语),那确实是我们心目中最最理想的学校。作为一名语老师如何参与这一“善意的竞赛”呢?让他们将来都从文吗?都成为作家吗?显然都是不切实际的。我在教学实践中深深感悟到,语老师如果能培养起他们对阅读和写作的浓厚而长远的兴趣,那就问心无愧了,就是对学生终身负责了。

如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浓厚兴趣呢?我喜爱用师生一同分享快乐的方法,来激发他们酷爱阅读和热爱写作的情感。 在语文课上,我经常要做这样两件事:

一是向学生介绍新书。我每讲到一篇新课文,总要将作者的代表作出示给学生看,比如教《论语》选文,则介绍《论语》全书,教《史记》选文,则介绍全本《史记》,教鲁迅杂文,则介绍他的各种杂文集。我喜欢收藏课文作者的集子,没有的就到学校图书馆借。课后,学生往往要向我借阅刚刚介绍的这部书,那就是我的快乐,说明这位作者得到了学生的喜爱,也说明我课堂上的教学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仅如此,我还经常将我新近购买的图书介绍给学生听,里面讲述的是什么内容,有何特色。还有意识交代从哪儿买来的。因为那时我在乡下教书,买书不便,常常需要托人代购或者邮购,如果得到一本梦寐以求的书,那自然是快乐无比的。学生听了,更加珍惜,读来更有滋味。想不到,若干年以后,好多学生告诉我,他们也喜爱逛书店,喜欢买书,喜爱读书。

二是向学生介绍新的报刊。现在阅读的渠道很多,可以上网阅读。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阅读报纸杂志是获得新信息的重要途径。我经常津津乐道得把我从什么什么报刊上摘录的好资料在课上或者课后介绍给学生,久而久之,学生也对读报产生了兴趣,并且作笔记。我还把我自费订阅的十余种报刊介绍给他们,后来,一到报刊订阅的时候,我则乘机列出他们乐于看的报刊目录,这下子订阅的学生越来越多。若干年后,同学们告诉我,他们现在还在订阅,是《读者》的老读者了。

 

写作,许多人并不感兴趣。这给作文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障碍。我除了在作文课上循循善诱之外,还做了三道“附加题”:第一,让学生一起分享我发表文章的快乐。在工作之前,我也没有发表过作品,但教学之后,我有意识进行练笔,逐步达到每月发表一篇“豆腐快”。文章一旦发表,我会马上贴在班上,让学生“挑刺”,找找毛病。当然毛病并不多,“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还有一个目的是想让学生感到写作不难,老师不也经常发表文章吗?久而久之,学生不仅爱上了作文课,还跃跃欲试,想投稿了。我则帮助修改润色,向学校文学社的杂志推荐,向报刊推荐,果然,有的作文也发表了,学生开始品尝成功的快乐,这样,我的作文课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再后来几年,我负责学校的文学社,依然采用此法,果然,每期文学社的杂志竟然有1/3的作文被报刊发表了,社员们写作的热情空前高涨。若干年后,我发现好多学生的写作能力比较强,也经常读到他们的作品。有的同学当上了企业的“老总”,讲话稿总是亲自写。第二,让学生一起来互品日记。说起来也是巧合,我真正开始坚持写日记,是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和我的第一届学生同时起步。由于我的指导有恒,定期收阅、评讲,学生看到老师也在写,且不断写,于是并肩携手向前。我们经常在日记中交流写作的甘苦和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学生也就容易在日记中讲真话,抒发真情,日记质量越来越高。我评讲日记,注意帮助他们保密,不适宜公开的肯定不公开,同样,学生也尊重我的日记隐私权,该公开的他们才公开。在这样非常融洽、和谐的氛围中,每一个学生都能做到坚持天天写日记。我在三年后,收获了学生优秀日记选12册,日记一得集2册。我于是结合平时的教学思考和积累的日记资料,写成一本《和中学生谈日记》的书,书中大量引用了我的学生的日记,后来他们读到此书,特别兴奋。许多同学都把这本小书作为案头书后珍藏起来。令我高兴的是,我教过的学生走上社会之后,给我来信,经常说的事是告诉我现在仍在写日记见面以后总少不了日记话题,有的学生还将日记延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真让我喜出望外。第三,让学生参加文学社活动。我担任学校三月文学社的指导工作近十年,具体负责编辑《三月》杂志,开展文学活动。由于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经常邀请一些作家、编辑来校讲学,组织社员采风,所以,社员写作的热情高涨,投稿踊跃,我班的学生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一有空便帮助修改稿子,得到的锻炼机会更多一些,发表的习作也更多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学生对当年的文学社活动特别怀念。有趣的是,有好些其它班级的社员走上工作岗位,见到我就像见到自己的老师那般亲热,其缘分就是中学时代的文学社的影响。

我之所以在工作之初较早意识到我们的工作会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主要是因为受了一本书的启迪,即1985年语文出版社编辑的《专家作家谈语文学习》。该书一共收录了44位名人的文章,其中有茅以升、苏步青、陈景润、张广厚等科学家的回忆录,大量的是著名作家深情怀念中小学时代语老师的文章,我是第一次在心灵深处被那几十位作家对语老师的崇敬之情所打动。这本书后来成了我对语文教学的热爱之源、力量之源,对从事这项职业未来的追求之源、向往之源。现在,触发我写这篇小文的是我又读到一本内容完全相同的新书《名家谈语文学习》(20071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书中70多位各界名人大多是古稀老人、耄耋老人,可他们一谈起少年时代学语文的往事,是那般如数家珍,满腔感恩之情真是喷薄而出。于是,我建议青年教师也来读一读这部书。可以想见,只要我们肯在学生语文素养上下真功夫,下“慢”功夫,下大功夫,熏陶渐染,润物无声,那么,三、五十年之后,一定会有学生也来津津乐道你对他们一辈子的影响呢。

 

缅怀日记老人杭世金

刚刚从日记学者于晓明先生处获悉,90高龄的著名日记研究学者杭世金先生辞世,深为哀痛。

据管炳圣老师编的日记名人词条“杭世金”说明:192512月生于安徽定远。1949年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教育系。35年来从事铁路中等专业学校语文教学工作。

退休后任《青少年日记》、《德育报》特邀编辑、《中学生文萃》特约编委,教学及编辑之余先后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教研论文及评论文章百余篇,著述颇丰。太原市坞城路铁路机械学校高级教师, 主持《青少年日记》日记写作信箱专栏,从上小学就养成书写日记习惯,出版有《日记百题解答》等,正筹编《日记大词典》。2006年荣获全国第三届日记与日记文学论坛全国日记写作与学术研究杰出贡献奖

   我与杭老是“忘年交”,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青少年日记》编辑的事就开始神交,通信频繁。他神思飞扬,一写就是三四页抑或五六页不等,如果将我们的通信装订起来,一定是厚厚一大本。他曾邀请我和张文华同志一起去太原,与编辑部同志一起商量日记发展的大计。他为人热情,办事快捷,即使到了七八十岁,思维依然非常敏捷。他一生对日记情有独钟,先后编辑出版日记著作十余种,这样的学术成果在国内是屈指可数的。到了晚年,他一直在惦记着日记大辞典的编辑工作。最近,在《青少年日记》上,还在连载他的日记学论文,描绘着中国日记发展的美好前景。遗憾啊,杭老溘然长逝,能不令日记界同仁哀伤,我们失去了一位日记朋友,日记学失去了一位长者。

    杭老一路走好!

 

拜访日记老人周森(王小峰)

511下午,与程韶荣老师一起前去拜访我市赫赫有名的日记老人周森。

程老师是我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员,也是知名的日记教育教学研究专家,自己也写日记30多年,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记迷”。今日为何“老夫聊发少年狂”,要去拜访周老呢?程老师说:“东台街上卖旧书的,只要是关于日记的书卖,总联系周老。”这激起了程老师的好奇心,因为他实在不能相信还有人比他对日记痴迷。所以决心到周老家里探访。这是学习之旅、请益之旅。程老师邀请我同去,我分外愉快。 

周老家在新民大楼三楼,我们刚到他家门前的楼梯上,周老仿佛听到了,立即把门打开,出门和我们握手。家是老房子、陈设简单、朴实,可最大的特色就是书多——除了图书馆,没看到哪家书有这么多,用她爱人的话说——“书堆了三间屋”。除了书橱,其他书要么放得整整齐齐,要么捆起来堆放,用布盖着,丝毫不见凌乱。只知道周老写日记时间长,没想到周老也是个真正的“学者型干部”——现在有多少干部看书?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看书、学习?联想到周老开会,讲话从来没有稿,更不要读报告,要么脱稿,要么手抓几张纸条,出口成章,事例材料信手拈来,让人爱听,易记。“写日记要和读书结合起来,否则写不下去,”周老坦言。周老今年86岁,可是身材高大,颇似武夫。精神矍铄,声若洪钟,思维不乱,说话速度如年轻人,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视力也很好,看字好像不费劲。这让我们暗中称奇,是长寿成就了他写日记的美名,还是坚持读书写作铸就了他的长寿? 

程老师最近在研究中国写日记达到六十年以上的人,所以他对周老如何坚持写日记非常感兴趣,也认真地写着笔记,其虔诚犹如小学生。我则在旁充当秘书、跟班了,负责拍照。周老拿出一大叠日记本,都是古旧、简单的装扮,他坚持了60多年的日记,从1953年开始至今,62年了,几乎一日未辍。几十本日记堆起来,大约半米高,让你不禁称奇——有文革前的,三年自然困难时期的,也有文革十年的,有改革开放的,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早期的日记,几乎是一年一本,周老完全按照年份逐年码齐。周老说:“文革时期,他的几十本日记本都被拿去检查,去看有没有问题。奇迹般的是,最后日记本都一本不少的返还回来了!”说到这里,周老脸上有了笑容:“他们拿走了日记本,我就另外拿日记本写。”周老写日记时间之长,令人啧啧称奇,周老略带遗憾地说:“我写日记断过两次,一次是17岁的时候,写了一段时间断了,二是1950年进城,写了一年多断了。不过,从1953年开始,就坚持写了,一直未断。我希望能写日记70年。”周老身体很棒,我们认为完全可能。 

看周老的日记,特别舒心,感到特别真实,也有一种美感——不让你感觉是一堆乱麻。他的字迹美观、清秀,颇有风骨。他写日记最大的特色是写专题日记,如2003年是三安日记,2005年是快乐一千天日记,2007年是数字日记,2009年是生命如火日记。每一个阶段都围绕一个主题或范围,这样就形成了系列。2010年,周老八十岁,开始写八十人生回忆,为此,他列了一个提纲,或者说日记的目录,如“一月师长教育我,二月领导指引我,三月亲朋影响我,四月真情感动我,五月环境陶冶我,六月生活磨砺我,七月工作锻炼我,八月写作升华(?)我,九月学习提高我,十月——,十一月错误鞭策我,十二月奖励激励我”。现在,这按月整理的日记,已然整理成十二个本子,等待出版了。周老说,出版不打算买书号,自己出版了给亲朋好友看看。我们都直言,还是国家帮助出版好,有很好的史料价值,是珍贵的资料,是历史见证,也是文化遗产。 

周老履历丰富,干过教育二十多年,做过实验小学副校长、东台县文教局副局长,是个老教育。后来被提拔到盐城市,担任盐城市政府副秘书长,处级干部。退休后回到东台,担任东台市关工委主任二十多年。写日记,对他的工作帮助很大,查找资料非常方便。据说,解放军进东台城的日期,实验小学百年校庆时,确定百年的具体日期,官方资料查不到,都是从周老日记里查到的。周老的日记,不仅有数量,坚持至今,更有质量和文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可见周老写日记之用心。 

关于写日记,周老还有些看法和我们分享,兹列如下:第一,日记要以真实为本,要有真情实感,不要赶时髦、完成任务;第二,日记可以有标题,比没有标题好。有标题,会围绕中心写,容易有质量。当然,不是其他事情不写。用重点事情作为标题,其他必须的写的内容照写;第三,日记以生活学习中的琐事为主,国家大事也可以写,特别是自己有感受的,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第四,日记贵在坚持,不坚持就没有意思,没有意义;第五,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与日记有关的报道、资料,都会剪报,当然不限于日记,重要文章都会剪报,这样就形成积累,用的时候很方便。写日记是秘书比必备的技能和习惯;第五,写日记,要读书学习,要结合起来;第六,现在需要回头看日记,想把过去的日记作批注,记下现在看日记的感受。 

周老不仅写日记,而且剪报,家里有几十大本剪报本,所以,周老的秘书工作非常出色;周老还研究日记,家里收藏了上百本国内出版的各种名人日记书籍。程老师在一一翻看周老收藏的日记书籍后,感叹地说:“终于看到一个比他收集日记书籍多得多的人。”整个拜访过程中,程老师一直不停地感叹、不停地记录询问,也不停地竖起大拇指! 

在拜访学习的过程中,周老的爱人回来了,周奶奶比周老小四岁,依然很干练的样子。两个老人育有两子四女。我们准备听周奶奶对周老的“控诉”,谁知,周奶奶笑了“一天到晚就是写,就是看,又没有用!随他!从来不做家务!”从话音里,我们听出周奶奶对周老掩饰不住的自豪和支持! 

今日不到两个小时的拜访,一个震撼接着一个震撼,开了眼界,看到了境界!这个头脑风暴、脑力激荡,不知要消化到几时。我们明白,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拜访,我们还要再来学习! 

201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