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语文(3)高中再耽误

    19732月,我来到向往已久的唐洋中学读书,尽管迟来了一年,但我是以优异成绩考进来的,心中倍感喜悦:这下子我又可以畅游学海了。

到了学校我才知道,虽然校园比初中学校大多了,但在教学的好多方面与初中没大变化。高中是“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学校。当时依然在全面贯彻落实“五七指示”。指示的内容是: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
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学校是如何落实的呢?“学制要缩短”,当时中小学学制已改为: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我的高中实际读了两年半,是过渡时期的产物。

“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本来是对的,可是执行时过“左”了。那时上午一般三节课,第一节:“天天读”,每天读时政文章和毛主席语录等。二、三节是文化课。下午只一节课,早早放学回家,还可以做一个多小时农活,拿到二成工。晚上基本没作业。高中教材依然是薄薄的,有省的,也有市编的,偶尔也有校本讲义。

“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里的“学工、学农、学军”比初中更进一步,学校实行开门办学,组织学生到工厂参观或实习,到农村支农,农忙时帮助农民拾棉花、割麦子,一“拾”一“割”就是一周或半个月。搞“军训”是常事,经常拉练,培养保家卫国的意识。体育课有时请退伍转业军人来校上课。这还不够,学校将我们整个年级重新编班,分成各种专业班,如农机班、兽医班等,类似于现在的职业中学。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点落实得很“到位”。除了政治课要落实,学校经常开会,重点是围绕“批修整风”和“批林批孔” 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经常要写批判稿,写读后感。当时要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所以,同学们莫不积极投入政治运动,力争做“又红又专”的人。“又红又专”本来也不错,就是现在所说的品学兼优,但那时其实是“重红轻专”,谁的政治表现不太好,就被扣上“智育第一”的帽子。当时也评“三好生”(德、智、体),对智育的要求并不高。谁埋头学习,谁就会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因而,大家的兴奋点集中在政治活动中,文化学习退居“二线”,我们能学多少文化,就可想而知了。

高中期间,我中午在学校代伙,吃的是玉米饭,订一个青菜汤(3分钱)或冬瓜汤或咸菜汤,没有炒菜。汤里也没有什么油,因为油上计划。吃完饭,我经常到教师办公室看报纸(教室里没有图书角)。那里有一份《文汇报》,我最喜欢读“笔会”专栏文章,发现好的就全文抄录。我将家里给我的零花钱买了信纸,整篇整篇地抄,前后抄了好些本,我对散文的爱好是在这时培养起来的。我爱读书,但那时没有多少书可看,班级一学期只能集体借1-2次书,同学之间也很少互相借阅。

高中的写作,那时倡导写“红色日记”,或者就是写批修整风的批判稿,实际上与初中的思想回报是“换汤不换药”。这类日记随写随丢,没有什么价值。我对日记并未发生什么兴趣。但我遇到了几位好语文老师,如王丽云、王福祯两位老师的写作指导很得法,经常组织一些活动,适当讲一点方法,我们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批改也是认真的。那时我的作文是教别班的韩淑冠老师改的。她习惯用毛笔。每次打开作文本,我总会先看一看有没有画浪线的符号,然后读她写的评语。她常常不吝表扬,细心指导。

我对写作开始产生了兴趣。学校大门进来甬道两侧均是教室,正好有两面墙做黑板报,报头叫“唐中青年”或“唐中园地”。我和同年级的赵文山、夏鸣、缪培英、施展等同学一道轮流负责出刊。我们几个同学主要任务是组稿,有时也抄写。课余时间,我们几个经常碰头,交流各自“创作”的情况。赵文山和周念宇二位文学功底比我强,他们尝试写小说,我学写散文,投稿未中(那时中小学生极少有学生能发表文章的)。因为当时学生类报刊太少了,学校也没有文学社,写作苗子没有“练武之地”,写作潜能得不到发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小学十二年,我的学习态度一直是端正的,遗憾的是,国家也没有了教学大纲,学校的整个教学秩序被一折腾、再折腾。我们的大好学习时光被一耽误、再耽误!上了高中,学习能力最终并未得到科学、有序的训练,学习习惯未能得到良好的培养,语文功底并不扎实,即使好一点,也不过是“矮子里的将军”而已。

高中毕业的日子到了,我们的心态非常平和,前途是明朗的——回本村当农民。

那时没有考大学的说法,只有推荐上大学的惯例(1970年开始,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直接推荐上大学,后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宣传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拿到了毕业证,也就意味着我的学业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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