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语文(2)初中的折腾

1970年,我跨进了初中。学校的教学秩序开始上轨道,复课后终于不再“闹革命”了,
“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了学校,并参与管理。我们经常听老贫农忆苦思甜,或者听老退伍军人讲打仗的故事。我们还到生产队去“学农”,实地感受农民的艰辛和劳动方式。上了几年初中,我们所学的东西其实是很肤浅的,每天的课又少,余下大量的时间可以回生产队挣工分。

我的成绩整体上是优秀的(担任过学习班委)。成绩单与小学大不一样,且看初二(下)的一份成绩单:

政治90,语文95,数学95,工业基础95 ,农业基础95,革命歌曲 优,革命图画 优,史地90军体
良。品行等级 优,评为 三好学生。

这张成绩单的评语是来自工人、贫下中农、教师和学生的评议意见,足见当时工人和贫下中农在学校管理中是有地位的。

成绩单里没有外语成绩,整个初中就没有开这门课。物理、化学课也没有,由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所替代,足见当时课程被改得面目全非。音乐叫“革命歌曲”,美术叫“革命图画”,可见“革命”已经“革”到了每一个学科。

初中阶段是怎么学习的呢?学政治、学劳动是常事,表扬得多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是夏忙假中能一心帮集体做好事,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文化则偏少,入初中的第一学期居然将政治和语文合而为一,叫“政语”,音乐和美术合为“革命文艺”,现在感觉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这样。大家的心静不下来,各种干扰纷至沓来,难得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秩序,但比起小学后期停课闹革命的状况已经强多了。由于处在恢复阶段,贫下中农参与管理学校,学校校长放不开手脚,因此,许多内部管理的紊乱就不难理解了。被折腾的当然是学生,即使你真心想学,也走不出那个“怪圈”,逃不脱那个“魔杖”。

就在那种年代,我还是遇到了一些好老师。数学老师崔益和(后来做了校长)讲课清晰,辅导到位,唯恐有一个同学听不懂。语文老师顾年庆身材魁梧,写的毛笔字奔放遒劲。他引导我们读书时做摘录,抄优美词语、精彩语段,读书不再单纯追求故事情节了。他经常在我的作文本上加浪线,表示赞许。有一次,我在写作时从词语积累本中拈来一个新词,将“秋雨如注”写成“秋面如注”。他指出了错误,并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我从此摘录时更细心了。

初中毕业的时间快到了,同学们谁也没有紧张的情绪,因为读高中是凭家庭出身推荐的,用不着考试。

宣布升高中名单的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教室里静待老师来临。我那时心里特别慌,虽然我的成绩很好,不知道推荐会不会有我,一点数都没有。当老师读完最后一个名单,居然真的没有我,教室里整个儿热闹起来了。他们全很开心,我感到极大的委屈,马上背起书包,悄悄离开教室。

我没有资格上高中,意味着从此我将再也没有机会读书了,我要扛一辈子锄头了。

从此,我每天跟着妈妈和哥哥们一起生活、劳动。

我失学在家,但没有会谁剥夺我自学的权利。我自己找书读,到哪儿找书去?家中没有文学方面的藏书,所有的书是哥哥们用过的课本。买书,没钱;借书,别人也不多。后来,我偶然发现哥哥有一本旧的《汉语成语小词典》不用了,就经常揣在袋里带到田间,劳动到半途“歇晌”(休息约15分钟),妇女们坐在田埂上纳鞋底,我就坐在一边看词典,默默地背诵,一天背几条,我的成语积累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后来我又找来大哥(“老三届”)的一套高中语文书看,那是“文革”前的老课本。我就是从那几本书里才知道了李白、杜甫等名家的一些诗文的。

务农半年左右,我还是不甘心,总盼望能进学校读书。父亲隔三岔五去找小队和大队干部说情,试图到原学校复读。

那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漫长的等待。我痴心妄想有那么一天,一位领导会兴冲冲朝我走来,通知我去复读。每一次,当我远远地看见队长,或者校长时,我的心便会怦怦地跳,疑心他们是否来通知?但走近了又不是,让我大为失望。

又过了个把月,崔世准校长真的来了,他来到田里,微笑着告诉我,“明天你可以去新河学校读书。”当我得到这个正式通知时,激动、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从此,我作为一名插班生(其实是留级生)来到学校复读初三。因为我已经学过一遍,成绩在班上当然是不用说的了。

临毕业前,我们得到了一个可靠消息,从本届起上高中要参加“考试”了,凭成绩录取。这一下我感觉有望了。后来真的组织升学考试,各村的学生都集中到唐洋公社参考。考试结果出来了,在800多考生中我获得第二名,名正言顺可以上高中了。

初中,本来两年半就可以顺利读完(当时初中学制刚改为两年,两年半是过渡性的),我却磕磕绊绊读了将近三年,最终,总算圆了我一个“高中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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