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语文(5)大学,永远的馈赠

  高中,曾经是我的“梦中情人”,尽管走过一段弯路。而未来的大学,则是“天外来客”,是新时代赐予我的一个“馅饼”。


大学,真的笑吟吟地向我走来。


19781019母亲和哥哥们帮我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到江苏师范学院(苏州)“深造”四年,当时二十有二。


这一次求学之旅,52岁的父亲说定要送我前往。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外出差的时间多,在家的时间少。父亲跑过的省份总有十来个,我们只是听他说说而已,从没有跟他出行过。这次我们二人相伴远行,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带我外出,一定是他很开心。因为,在我们生产队有两位“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一位是毕业于南京大学的袁倚圣,另一位是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的崔世玉。我,就算是第三个大学生了。在我们程家,祖辈还没有上大学的先例,以往要上个高中都“难于上青天”。本来在家种田已经“没戏”的小儿子现在还有机会上大学,欣慰之情当然是溢于言表的。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家人和友邻,愉快地踏上了前往苏州“取经”的旅程,也可以说要作一次“南行记”。


路上,我们所带的行李并不多:一条大棉被,一个旅行包(带拉链的浅蓝色包),一个小木头箱(曾经的商品包装箱,放零散用物)。由于父亲见多识广,旅途经验十分丰富,我们顺利到达苏州,来到我所向往的大学。


我心仪的大学坐落在姑苏古城的东部“十梓街”尽头。走进大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北侧是一幢漂亮的小礼堂,南侧是一排悠长的报廊。按照新生报到指定的路线,我们沿着校园大道转弯向北,来到古色古香的文科大楼。这是一幢五层大楼,当时感觉好高大,是五十年代的建筑。在报到处,我们受到了77级同学的热情欢迎。第一个接待我们的老师是吴邦域(我们78级的同学就是他参加录取的)。他为人和气,让我们一下子消除了大学教授的恐惧感。认识的第二位老师是廖大谷,他是我们的首任班主任。和我们谈话时,他强调做人要谦虚、诚恳、朴质和勤奋,我深深地记在心里。


父亲又领着我来到学生宿舍。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宿舍(其实是教室,刚恢复高考,宿舍问题来不及解决),能容纳20人左右。清一色的双人床,我安排在上床,下床是阜宁人杜官恩。随着报到的同学越来越多,宿舍里逐渐热闹起来。看床上的被子大小,大致就能判定谁是苏南人谁是苏北人(我们盐城来的清一色都是大被子,“滨阜响”的被子比我们东台的还要大),再看那些陌生的面孔,很有意思。有的比我小,才十八九岁;多半比我大,最大的是“老三届”们,三十开外了,有些人有了老婆和孩子。我们二十个男子汉,仿佛是一个两代人的大家庭,真的是“济济一堂”,各人的行李也不便摆放,但没有人斤斤计较,大家来自苏南(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江阴等)苏北(盐城等)各个地方,能聚到一起读书是人生的一大缘分,高兴还来不及呢!


第二天,父亲将我完全安顿好,放心地回家了。从此,我将远离亲人在“天堂”度过四年时光。


初来乍到,对周围的一切自然感到陌生和新鲜,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苏北的农村学生。在此之前,我只去过东台,见识之小可想而知。我们首先熟悉新校园。


我们所在的文科楼是中文、政教和历史三系合一的综合楼,北部的标志性建筑是“方塔”。南面偏西是物理系和体育系,再往南是外语系、数学系和化学系,南部的标志性建筑是“钟楼”。数学楼和外语楼是西洋建筑,整个校园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璧的格局。学校有两个图书馆,大的在南端,是现代书籍,小的叫“红楼”,主要是古籍线装书。食堂在学校的中心区。各系的学生宿舍散落于教学楼其间。


开学的第一课是当代文学。我们甲、乙两个班100人一起到大教室上大课。一会儿,一位年长的男教师夹着一个小包微笑着走了进来,他就是浦伯良老师。他讲的第一篇文章是吴伯萧的散文《记一辆纺车》。我们边听边记,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他是无锡人,络腮胡子很重,眼睛细而亮,声音清远温柔,语言充满文采,富有魅力。此后,一个老师接着一个老师闪亮登场,让我们真的大开眼界,感受到大学教师的风采的确不凡。


钱仲联教授,是中文系的“系宝”,也是国内鲍照、韩愈、陆游研究第一流专家,明清诗文研究的泰斗。他曾给我们做过几次讲座。还有吴企明老师的唐诗研究,潘树广老师的古文献研究、芮和师老师的鲁迅研究、范伯群老师的茅盾和冰心研究、范培松老师的散文研究、李晋荃老师的语法研究、朱子南老师的写作教学等等无不令人仰慕,尤其是应启后老师的文艺理论课善于化抽象为形象,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


在校时间长了,渐渐地我们与老师走得近了,老师也欢迎我们到他们家中访学(他们当时没有独立的小办公室)。我和朱福平或顾克天、黄俊、丁亚平同学经常出入于郑学弢(郭沫若研究专家)、张永鑫(楚辞研究专家)、卜仲康、吴企明(唐诗研究专家)陆人豪(外国文学研究)、蔡希杰(逻辑学研究)等老师的家中,在闲谈中获得了许多治学的宝贵经验。他们还不吝借书给我们,让我们感受另一份温暖。在潘树广老师的家中,我们看到大量的卡片箱,令人惊叹不已,怪不得他后来成了著名的目录学家。他常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治学中的毛病,让我们受益匪浅。到老师家中串门,学到了许多课堂学不到的东西,每一次归来都有不虚此行之感。


我们当时的中文课程与现在没有大的变化,主干课程基本相同,只是选修课程的大不相同。教材与现在的迥然不同。那时刚刚恢复高考,各门课程基本上没有正规出版的教材,多半是油印的讲义,差不多每天都要发大量的讲义,即使有新出版的书也是江苏四所师院联合编写的教材。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文学理论课主讲人应启后老师,是“文革”前的老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八位撰稿人之一,唯独这部书是老教材。面对四年来所发的打量讲义,临毕业的时候,难煞了许多同学,真的全部带回家,是怎样一个重量?何况,我们还买了其它很多很多新书呢!


为了活跃学术研究的气氛,学校不断邀请文化名人来校讲课,这与中学时代邀请的老贫农、工人和复员军人的讲课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听过的作家讲座有何为、徐迟、刘绍棠、师陀、刘真、王西彦、林斤阑等,听过讲座的学者有“红学家”冯其庸、白居易研究专家顾肇仓、北大教授林焘、学者丁景唐等。有时,其它系科有合适的专题讲座,我们也赶去聆听。


学校的图书馆办得很管用,只要我们想要的书,一般都能如愿。图书馆的老师服务热情细致,如陆汉荣、徐福等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经常去借书,按照老师们开列的书目,从《诗经》到清人长篇小说,再到当代文学,从古希腊神话到莎士比亚再到当代欧美文学,沿波讨源,再顺流而下,真个是畅游书海!许多原本在高中或者初中甚或小学就该读的名著,现在是“一网打尽”,统统“补”上。这么从容地超越时空,与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师们逐一对话,实在是我人生难得的一次大“艳遇”!


在借书时时常发现:借书卡的记录上很多书竟没人借过或只借过一两次。我们感到很荣幸的是,在一本又一本书的书卡上留下了我们登记的墨迹。


阅览室成了我的“第二教室”。 阅览室在图书馆的二楼,高大宽敞,那里是我每天必去与书“约会”之地。吃过晚饭,好多人都是拎着饭盒,挎着书包,直奔阅览室,去迟了没有位置。我去阅览室借阅各种杂志,看各种报纸,边看边做卡片,时间久了,积累的卡片越来越多,我的大量札记也是在这“宝地”上一天天写成的。


我在这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回宿舍的路上,经过体育系的门口,锻炼一阵子,好不舒服。早上我喜欢到操场跑两圈,然后背诗词古文。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我的知识积累快速丰厚起来。到了大二下学期,也许是这两年拼命读书“恶补”的结果,不得不配了一副150度的眼镜,原来我的双眼都是1.5的视力。


那时候,学校的学风好得很!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去数学系找同乡卢崇高,从他们宿舍楼的一楼一直摸到四楼,绝大部分宿舍都是敞开的,同学们都在宿舍看书或做作业。当时有人戏称我们的星期日是当星期一来过的,谁也不想出去玩。


我们班同学之间相处非常融洽,这里已经模糊了地区、年龄和学识的落差。就以外语而言,我属于从基础班学起的对象(好的上提高班),学得好的已经进入“二外”。再比如写作,有的同学写的小说就能发表。当然,我们来自各方,各人也有各人的“绝活”,时间长了,大家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非常难得的是,我们要好的朋友经常互相提醒对方,比如南京人邬中建同学虽然年龄比我小,但很成熟,多次善意指出我的不足,是难得的诤友。


宿舍生活也着实让人难忘。我们好多人常常是两两“搭档”,一起吃饭,一起游玩,形影不离。学校的伙食我们已经很满意了,每天都有好吃的“大块肉”(学校的特色菜),这是过去在家中不可能有的,所以到校之后我的体重还增加了,身体竟然也增高了一点点。


当时我们的生活费每人每月发9.9元,部分经济条件差一些的同学还有4元人助金(我也享受),零用钱家中每月还给一点,我哥哥每月也寄钱给我,这样,我从没有缺过钱。那时也没有人搞勤工俭学,我也向爸爸和大哥学习,学会过“紧日子”,注意节约,时时提醒自己“为追求奢侈多花一分钱也是可耻的”。


有了一点小积蓄,总盘算着要买书看。周末,我们经常穿过石板小巷,来到观前街,到新华书店看新书,或者到人民路上的古旧书店“淘”书。在那里确实“淘”过不少书,如鲁迅的杂文集10余册(每本二角左右)就是从中慢慢收齐的。我们常常结伴上街,回到宿舍,其它同学马上都围拢来,分享买书的快感。就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买书热潮,整个宿舍形成了浓厚的书香气息。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谁个不是一箱一箱的书随行或托运回家?


我们的零花钱还有其他用途,如外出游玩。毕竟来苏州一趟不容易,总得玩一玩。那时门票不贵,我们利用假日去过虎丘、西园、留园、拙政园、寒山寺、沧浪亭、网师园等,也去了光福、东山、灵岩山和天平山,可玩的地方实在很多。有的同学家庭富庶些,会坐船去杭州一游。我那时真是羡慕他们,一直没有下得了这个“狠心”,挤出四元钱就可以去一趟了。去西湖的愿望是在工作之后的若干年才实现的。平日苏州的各种展览较多,如拙政园办的菊展就特别美。苏州评弹也是我们所喜爱的,到了浴室,就能欣赏到。如果有雅兴,去电影院或苏州书场,都是极好的放松场所。苏州,实在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得极”(吴方言)的古城。


为了长点见识,我利用寒暑假来回的机会,去无锡玩过,是同学刘超英陪我逛了蠡园、鼋头渚和锡惠公园。也去过南京,那里有当年一起复习的同学刘金田,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后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第一次去了明孝陵、中山陵、南京长江大桥、玄武湖等地。也去过上海,1981年第二次雨中去了西郊公园,是表兄王美桃作陪的。别的地方就没有什么涉足过。


在苏州求学,同乡之情弥足珍贵。在我们中文系78级同学中,来自东台的有五位:罗时进,他曾经插过队,一进校成了副班长,后来留校工作(后来成了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孙振东,台城人,写得一笔好字,读书颇多。程光虎,台城人,“老三届”初中生,后提前两年毕业回东台当了教师。邓中伦,南沈灶人,很聪慧,接受力强。我们几个操着浓重的东台口音的家乡人,经常在一起叙叙旧。


198111月,随着东台考来的同学逐渐增多,有同学提议来一次东台同学大团圆。很快,100余人相聚人民公园畅叙家乡情,一起合影留念,玩得很痛快。


在苏州生活,免不了要学学“吴侬软语”。在我们宿舍,盐城同学占1/3,盐城话容易懂一些,但苏南同学他们只要讲方言,我们就等于听外语,不知所云,常常只能“懵”出一两个词来。时间久了,我们还想上街尝试与苏州商场里的营业员对话。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想好一个话题,让一个人独立对话,其他人在一旁等着看笑话。我们本来方言就重,还想用吴方言进行日常会话谈何容易,不被笑掉大牙才怪。我们几个试了几回,每一次都是“惨不忍睹”,回来笑上好几天。后来,学说苏州话,成了我们的一大笑料。直到毕业,我们苏北同学,没有一人能学会,但笑话倒是留下一大“箩”。因为据说苏州话有7种声调,48个声韵母,学起来是很难的。有一次,我们年级开中秋晚会,让两位苏州同学表演苏州人吵架,让大家笑得前俯后仰,而苏北同学多半是看别人笑得好玩,也跟着笑笑而已。


大四上学期,我们照例要有一个实习活动,时间为1981111612月19。我和大丰人丁亚平(后读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工作)一起去市第二中学,同拜黄洁老师为师。实习是非常愉快的,不仅得到了老师的悉心指导,还受到了学生的拥戴,以至结束会开得超热烈,同学们自发地买了礼品赠送给我,且多次与我通信,或到学校来看我,让我感动不已。


最末一个学期,我发表了处女作《五四时期的郑振铎》(《福州晚报》198255),将5元稿酬买了《和教师的谈话》《教海拾贝》《我走过的路》(茅盾著)《苏州史话》(赠福州晚报)《花木丛中》(赠给郑振铎儿子郑尔康先生)《外国诗歌选》,还买了一些信封和邮票。


我的毕业论文,当初确立写关于郑振铎研究的题目,是受了郑学弢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后来直接指导我的是芮和师老师,他提供了一些资料,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对我日后的论文写作有很多启迪。就是这次论文写作,为我从教之后继续展开郑振铎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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