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语文(6)我把青春付唐中

出发点决定终点这话有点绝对,但细想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


1982年的初夏,对于我们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本科生来说,注定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时节。那时,百废待举,人才紧缺,用不着为找工作而发愁。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描画着蓝图。


命运之舟会把我带向何方?


我会留在江南吗?留在城市吗?会留在古城苏州吗?我虽来自苏北东台,是个地道的土著,也不是没有成为“江南人”的幻想。随着江苏师范学院(后易名为苏州大学)中文系分配方案的揭晓,我们苏北同学“一刀切”打回老家去,我自然应回盐城。


我会留在盐城吗?不久,可靠消息显示,我被分回东台。


我会留在东台县城吗?当时,各中学校本科生很少,谁不想招聘几个充实学校的师资队伍?唐洋中学的梅林校长是资深校长,他得知我的分配信息,以“程韶荣”曾是唐中的优秀毕业生为由提出“要人”请求,终获批准。就这样,我从古城苏州,一路滑行到了最基层(时村办高中已撤光)——海边农村乡镇。


唐洋镇学校齐全,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唐洋中学是当地最高学府。学校地处东台的东南角,它的东部紧邻茫茫的黄海,距台城约60公里,是乡下离县城最远的一所高中,交通很是不便。学校创建于1956年,是一所六年制完全中学。校园面积不大,校风很正。


唐洋中学无疑成了我教学之路的第一个驿站,我将把整个青春全部挥洒给母校!


91,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党的十二大就在这天隆重召开,这天又是我的生日,真是多喜临门。


我初来校园,遇上两件尴尬事:一是我驮着铺盖来到传达室,门卫老翁说到男生宿舍去,他不知我是新老师。我们的新宿舍原是一个大教室,共住5人:崔宏(语文)、丁国植(英语)和卢崇高(数学)都是新分配的,吴德松(数学)老师是刚从东台中学调回的。


二是我中午去食堂打饭,一位师傅反问我为什么不订饭(学生须在班级订饭,不可在教师食堂就餐)。他哪里知道我今后天天要来教师食堂吃饭呢。


第一节课开始了,我坐在高一(1)班教室的后面,前面上课的是我的中学语老师王丽云。我一边听她讲《荷塘月色》,一边快速记录着,偶尔也有同学朝我看看。下课,我就离开了。


次日,我准备正式上课,时而觉得满腹经纶,自信满满,时而觉得空空如也,诚惶诚恐。午睡失眠,夜里也难入梦乡。


3日。从教的序幕拉开了,在高一(1)班教朱自清的散文《绿》。上课铃停后,我准时跨进教室。开场白引用的是陶渊明的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我力求有普通话讲课,语气激昂中也有舒缓。课后,第一个和我打招呼的学生是储踏生,他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


7日,在高一(3)班也上了第一节课,感觉比之在(1)班要自然一些。陆忠银同学在习作中写道:


“上课铃响了,走进来一位衣着笔挺,戴着眼镜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这节课是语文课,怎么又换了他呢(因为前一节是老师上的)?我心里正在疑惑不解,却见他在黑板上写了‘程韶荣’三个字,然后表白道,从现在起学校决定由他来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课,然后又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来赠给我们,要我们在新的学校里学好各门功课,我有点怀疑他是一位摩登的青年,但又在心里否定了。这一节课,我们学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绿》,老师朗读课文的声音,把我从瞌睡中带回课堂,我起初还以为在听收音机里的散文欣赏的节目呢。我偷偷地去向同学们望去,发现每个人都听得入了神,什么时候下课的,我们谁也没有觉察,这是很严肃的第一节课。……”(《留在记忆深处的程老师》)


从此,我将要和这两个班同学(110多人)共度未来三年的美好时光。


从教之初,我在教学之余反复思考的问题是:我能胜任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吗?我有语文教师的气质吗?


学识反思古语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已经大学毕业,在唐洋中学语文组是唯一的本科生,但我自知,我的中小学时代的学习完全被“动乱年代”所耽误,所学知识极为有限,因此,也不敢自傲。


为了继续“补课”(指中小学欠下的课),我利用语文早读时间,背一点古诗词。不上早读,则在宿舍早读。


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中我需要的书不足,小街书店买不到合适的书,我只要有机会外出,就想方设法购书。比如我经常踏着自行车去李堡镇(约7公里)买书。有一次我去镇江开会,一下子就买了12本书,真是满载而归。购书的钱何来?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都是中夜灯下写稿的所得或节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水和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永在的温情》)


为了使教学和读书两不误,我选择有价值书精读,那时我细读的书有《鲁迅评传》(彭定安著)《学人谈治学》(浙江日报编辑部编)《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论语》《辩证逻辑》《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等。一般文章浏览。当时我自费订了《语文学习》《文学报》《书讯报》《新文学史料》等报刊,再加上学校阅览室的报刊数量较多,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


责任反思。刚刚登上讲台,除了稍纵即逝的新鲜感之外,很快我就被沉重的“压力”笼罩了。我教双班语文,每周12节课(每周日正常休息一天)。第一轮备课上课,每一篇课文都是新的,当然必须付出大量的精力。


我的星期日常常半天回家,半天回校批改作业或备课。也许是对教学的那份执着,我不仅失眠,而且咽喉老是发炎,难怪当时有些人遇到我总吓一跳:“你怎么突然瘦了?”他们哪知我为了备课,费尽了多少心思?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啊!那时,我信奉郭沫若的一句名言:“凡事必以全力赴之,以全生命寄托于一项事业,始能望其有成。”这里说的“全力”和“全生命”,我还远远没有达到。“望其有成”确是我当初的信念。


爱生反思。我与学生似乎也有某种情缘。高中毕业在家务农的日子,我曾有过不足两个月的代课经历。大约是在1977年前后,新河村学校(我的初中母校,后撤并)任教初一语老师请了产假,学校决定让我去代课。我当时压根儿就没有当“老师”的任何念头。当我代完课和同学们告别的时候,好多同学居然自发地买了纪念品赠送给我,据说有的同学背后还流了泪。这次“试水”的效果完全出人意料,我将那一次“客串”看作我教学生涯的“原点”。


另一段“情缘”是在苏州,198111-12月到市第二中学实习。我的指导老师黄洁,是从西北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在苏州工作的(长我20岁左右),教学特别严谨,我的每一个教案都要经她修改、审核方可执教。我非常幸运地碰上了这位“严师”。实习结束,我与初一(7)班的同学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毕业回乡的暑期,以至开学之后我还陆续收到来自这个班学生的信,姑且摘录几句:


“您在百忙中经常抽空给我们写信,想想自己一直未给您写信,总感很不好意思的。……您来看我们时,大家拍得手掌都红了。”                     (金逢庆)                             


“您来实习已经一年多了,但同学们一直很想念您,希望您能来苏州,和我们全班同学再见一面。”                                                    (陈键)                                              


现在,我面对的不再是初一学生,而是高一学生,他们认可我吗?第一学期部分同学在习作这么描写我:


“他那诚恳的诲人不倦的热忱,使人从那流畅的语言和透过他那眼镜的光芒就可以体会得出。”                                                   (高一1崔海峰)                                       


 “我们的语文老师,却没有老师的架子,工作起来就和他走路一样有劲,我和我们的每个同学都十分喜欢接近他。”                                  (高一1常昌凤)


 “他有很好的口才,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然而更令人敬佩的是,当他在引用到一篇新的课文或讲到某个事件时,能随口说出一句古诗或一段名人名言,并且指明朝代、姓名和身世来。”                            (高一3林小红)                    


能力反思。1982年,整个教育界还处于“回黄转绿”的特殊时期,教学秩序早已上了正轨,但教学理念的建构还在“路上”。那时,虽有1978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0年修订),也是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粗糙,笼统,缺乏操作性。可贵的是,它结束了中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的无纲可循的混乱局面。教材也在重新编写,尚未定型。教学手段纯粹是传统的。在教师的专业发展方面还没有“青蓝工程”之类的说法,教师职称是到1988年才有的,更不用说评比什么教学能手或学科带头人之类。在教法上,我的教学思路是实老师黄洁指导的,另外也向同轨的老教师请教,张金魁老师精益求精的备课态度、王进老师善于收集教学资源的方法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当时唐洋中学的语文组优秀教师较多,他们年虽长,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经常相互切磋。


在全国中学语文界,当时最推崇的是于漪老师和魏书生老师。我经常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文章,并尝试运用他们的教法。比如魏书生老师的日记教学改革非常红火,教学效果又非常明显。我的写作教学从一开始就模仿老师的做法,指导两个班学生同时写日记,每周轮流收一个班的学生日记批改。每到周六,我总会带着两个大书包收获学生的日记,回家批阅做记录,下一周评讲。当然,我自己也率先垂范,每天也写日记,学生逐步养成了习惯。这个探索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


专业素养反思。语文教师的听说读写能力样样都需过硬,方能示范。我的教学语言力求坚持用普通话,我的板书勉强算过得去。我的写作能力如何呢? 1982年,先后发表了《将军本色是诗人》《俑庐的主人》《作家爱乡土风味》《郑振铎提携巴金》等7篇。这些“豆腐块”,从草稿到定稿,都是一字一字慢慢写出来。见报之后,我将每一个好消息与学生分享。当然,我的初衷是告诉学生,写作并不难,你们可要向我看齐呀!


从教之初,我们的大学同学经常通信,互通近况,互相勉励。学兄石汝杰(长我10岁,时在复旦大学读研)的来信颇有意味:


“按你自己的爱好,并根据客观条件,如时间、图书资料和社会需要来搞,我想你一定能按自己的路走下去,并搞出成果来的。我建议你多关心外界的研究动态,以免撞车,并且抽点时间看看外语,至少不要丢掉,这是相当重要的。


你的工作很忙,又有志于研究,希望你注意劳逸结合,也要留心自己的个人问题,不要做书蠹虫。学者也应该有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私生活嘛!”(1983.3.15                


经过初期的教学体验,我是否愿意终身从教?那时也有好心人劝我“考研”,周边已有老师 “飞”出去了。我断然选择了坚守教学岗位,是基于我不想占用太多的精力复习考研而影响了教学,我志愿与中学生打交道,无怨无悔。我安心从教,安心在唐洋乡下(当时的校长就戏称我为“永久牌”)。


19889月,新学年开学,学校推选我代表教师发言,可以反映我当时的心境。


振兴中华 振兴东台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们是东台的儿女,建设祖国,建设家乡,我们负有光荣的义务。


教育,连着祖国的命脉;教育,连着东台的步伐。作为教育工作者,肩负着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担负着创造未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我们的身上,有无数家长的重托;我们的身上,有无数童心的希望。我们的工作光荣、辛苦,我们的工作平凡、伟大。


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人的命运决定于教育,青年一代是当代的贵宾,是未来的主人公。”我们整天和青年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永远年青。


谁说我们“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不错,我们是一支支燃烧着的红烛,互相辉映,共同谱写着大型组歌——教育进行曲。然而,我们也在成长、发展,我们有追求,渴望,我们有激情,欢乐。教育,培养了合格的人才,超越我们的人才,我们欣慰,我们自豪;教育,锤炼了我们,我们也在充实,积累,研究,创造。


最后,我愿全体唐中教师,甘做辛勤的浇花人,不辞劳苦,互相竞赛,互相勉励,充分施展我们的才华,贡献我们的青春,汗水和心血,实现我们的抱负。


让我们的学生永远记住唐中,记住我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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