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语文(8).转益多师是吾师

             成功学研究者陈安之认为:教你的是普通人,你就得到普通的结果,教你的是成功的人,你就得到成功的结果。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此话很值得我们玩味。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引领我成长的既有大量书籍的熏陶渐染,更有许多老师的默默关爱和热情指点,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唐洋中学,是我教育人生的第一个驿站,在这里一“蹲”就是11年(19829-19931月)。

她,笑纳了我的青春。她,是我成长的摇篮。

唐洋中学虽不是百年老校,但有很深的文化积淀。学校地盘小,设施一般,教风倒很正!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名师林立,教师之间关系融洽,讨论问题无话不说,我从中获益匪浅。

“唐中人”的精神影响着我。当我还是小青年的时候,一大批老教师的风范让我敬佩。政治教师袁德林对哲学有独到的研究,又擅长写作。他的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数学教师谭德铨(后成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教艺精湛,多次来我宿舍促膝谈心。物理教师张攸(后任校长)经常在早跑步时介绍他的教研成果,英语教师吴义林(后调三仓中学任副校长)刻苦自学第二外语。地理教师郝鲁怀对教材烂熟于心。历史教师丁有正(后调江苏省东台中学工作)大量购书,不断“充电”的治学精神传为佳话……他们的学科不同,但对教育的情怀和教学的追求深深影响了我。

唐中还有一批年轻教师,风华正茂,积极向上。政治教师钱进热爱文学,对外国文学情有独钟。英语教师陈义海擅长写诗,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后读研,成了高校教师。数学教师陈晓凤执着追求,教风独特,深受学子爱戴,后调走,成为特级教师……他们的相聚,使唐洋中学名噪一时。

语文组老师提携了我。那时语文组可谓 “四世同堂”,新老教师形成了互帮互学的风气。老一辈对文言文教学驾轻就熟,他们的国学功底深厚。新生代对现代文钻研多一些。新老互补构成了良好的研究氛围。刘启秀、储仲展等长者经常与年轻人一起研讨教材中的问题;钱峻林老师擅长书法,临近退休之年还买了大部头《词源》,让我们感动不已;王丽云老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注重演讲训练;张金魁老师的备课精细有口皆碑。

中年教师中不乏实力派。徐瑞生老师的作文教学形成了独家指导方略,他对小小说更加偏爱,积累的资料丰厚。王进老师喜欢收集报纸杂志上的新材料,经常在班级张贴剪报;徐其白老师的写作教学以激发兴趣、善于打开学生思路见长。张青老师循循善诱,以阅读教学见长。他们求实的治学态度和灵动的教艺给了我诸多启迪。更为难得的是,每次上完教研课,组内研讨个个说掏心窝的话,点评中肯,态度诚恳,执教者从中得到了实惠。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耳濡目染。19831029日,我去江苏省东台中学参加教研活动,开放的课是《张衡传》(王兆平老师执教)。评议时,外县和本县的老师说了一番褒奖的话,轮到我发言却泼了一点“冷水”:

“这堂课从政治才干、科学成就和文学才华等几个方面作了全面介绍,这是对的,但是,课上似乎对科学家的人品突出不够。张衡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这说明他本人是非常重视人格修炼的。”

此语一出,全场寂静。主持人马上回过神来表示肯定。课后,王老师也欣然接受了我的看法。若干年后,王兆平成了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还常常旧事重提,说我们是不
“骂”不相识。

另一件事是在1991年,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台城参加市级会教活动。临行前,同组的老师们对我不仅给以鼓励,还提供相关资料,对《芙蕖》一课的教法多次提出改进建议,以至五易其稿,四次试上。当时参赛的选手均有实力,三仓中学的孟华群(后去江苏省苏州中学工作)和时堰中学的冯为民(后成了特级教师,去南京工作)和我年龄相当。最后,我获得了一等奖,这完全得益于唐中的教研氛围。

语文名师的引领。八十年代前期,我特别喜欢看介绍名师的文章,并摘录入我的“名师档案”(分省列出名单和基本情况),积累的“名录”约200人。当时经常报道名师信息的杂志是《语文教学通讯》。该刊从1981年开设“封面人物专栏”起到1986年,共推出44位(覆盖全国21个省)。我跟踪阅读,期期做笔记。1986年该刊出版了《红烛集》(希望出版社),这本书既有事迹展示,又有教案可以欣赏。我反复阅读做批注,以至整本书都散了架,包装好了再读。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也不敢想象,二十多年后,我居然也成了这家杂志的封面人物(200911期 语文报和全国中语会联合推荐)。赢得这一份荣誉,一定有诸多名师的引领之功。那时还有一部书《中学语文教学论集》(张定远编
新蕾出版社 1985年)也是我的案头书,书中50多位名师的经验,对我启迪多多。

读杂志似乎还满足不了我那颗执著的心,于是,我又选择一些名师的著作精读。比如于漪老师的书是我期盼已久的,我买到了《语文教苑耕耘录》(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如获至宝,一篇一篇地细读,如《兴趣·感情·求知欲》《怎样做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等文章我久读不厌,并在教学中尝试运用。19903月,我与于老师有了通信往来,她赠我一册《语文园地拾穗集》(海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书中不仅有她的题字,还在一些文章中用铅笔作了勘误标记,可见其治学十分严谨。于老师的著作文字优美,时时闪烁着创新思维的光芒。于老师的教学思想博大精深,对我启示最多的是她的精于备课和课堂激趣之法,使得我的课堂渐渐由实变活。魏书生老师的教学改革经验在当时影响全国,我一边读他的文章,一边尝试教改,特别是日记教学改革我就是跟着他一步步往前走,以至一发而不可收,深深爱上了日记教学。除他们两位之外,我还与上海的钱梦龙、安徽的蔡澄清、江西的张富、吉林的吕志范、北京的程汉杰、天津的及树楠等老师取得了联系,经常去信求教,不断购买了他们的著作,细心研读,把握他们教学艺术的神髓。后来,我每每回味这段经历,感觉受益良多,写成《老师也“追星”》,在《中国教育报》(199466日)发表。

教育专家的指点。一些教育家如苏霍姆林斯基、叶圣陶等曾经以他们前瞻性的教育思想指引我蹒跚学步,渐渐走上正道,还有几位语文教育专家直接给我以扶掖。以《语文教学心理学》著称的华东师大谭维翰教授,是我久仰的学者。我曾多次去信请教教法理论问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教学论文请他批评,文末特地加上一句:“本文承著名学者谭维翰先生斧正”字样,目的是为着投稿时引起编辑的注意。谁知他复信时严肃批评了我的做法,语重心长地说:“实至才能名归!”希望我不要贪图眼前的名利走捷径,要耐得住寂寞。真是金玉良言!此外,我还多次去信北京师范学院张寿康教授1925-1991、北京师大张鸿苓教授(1935-2001)、东北师大朱绍禹教授(1922-2008)、周口师专萧士栋副教授(1929-1989)等,都曾多次得到他们的无私的指点,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教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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